⑴ 二次分配是什麼
縮小貧富差距的關鍵：推行公平的二次三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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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15日17:15 觀察與思考
-觀察記者 劉曉林
我們常常看到，在富人們每逢節慶享受十幾萬元一桌的「豪華大餐」、幾十萬元的世界名表也可作為禮物相送的同時，很多貧困家庭卻為孩子的那些學雜費而苦苦掙扎。這就是中國的貧富懸殊現狀。一方面存在大量的農村與城市貧困人口，另一方面，貧富差距又在不斷擴大。
事實上，「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是當前百姓最為關注的熱點之一。據調查，2004年全國最富有的10%的家庭與最貧窮的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過8倍。城鄉貧富差距也越拉越大。盡管國家統計數字顯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3.2倍，但目前的收入統計和調查數據並未把城市居民在公費醫療、養老、住房、教育等方面非貨幣化的福利和補貼統計進去，如果把這些都折算成貨幣，城鄉收入差距可能到5-6倍甚至更高。前不久，媒體公布，現在農村收入相當於10年前的城市收入狀況，也就是說城鄉差距達10年以上。
社會財富日益集中到少數特定收入群體手中，與中低收入者形成巨大的「分配落差」。這種收入分配結構的深刻變化也是我國新時期的貧富差距凸顯的原因之一。
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減貧」，這是走向和諧社會的關鍵。如何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也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手段。
分配結構新變化導致貧富懸殊
我們知道，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的財政具有三個職能：資源配置職能、收入分配職能、經濟穩定和發展職能。而目前來說，有必要特別關注的是其中的收入的分配職能，或者說是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職能。
國民收入的分配可以分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二次分配)兩個環節。目前在我國佔主流的觀點是：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應該關注效率，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而國民收入再分配應該注重公平，由政府調節收入差距，防止兩極分化。這個觀點可簡稱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然而，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所所長王雍君根據調查研究結果得出的結論卻是：現在，「國家得大頭、集體得中頭、個人得小頭」的傳統結構已經演變為「國家得小頭、集體得中頭、個人得大頭」的新結構。一批「財富新貴」與人數占壓倒性多數的中低收入群體形成巨大的分配差距。
另外，分配格局也已經從初次分配差距為主，轉向初次分配差距與二次分配差距並重的新格局。初次分配差距發生在單位(企業)與個人之間，是在沒有政府介入的情況下形成的分配格局。二次分配主要發生在政府財政和社會保障領域，包括稅費和公共支出兩個方面。
具體地說，政府要加大財政支出中轉移性支出所佔的比例，特別是用於社會保障的支出。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國家裡的一項基本的國家制度，也是國家的一項基本職能。在經濟轉型時期，社會保障支出是對社會變遷成本的一種經濟補償，是對社會穩定的必要「投資」。在許多國家，社會保障資金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是不斷上升的，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這個比重一般在40%左右。
多年來，我國城鄉稅制分割，農民承受的稅收負擔普遍高於城鎮居民；農民承受的各種稅外收費負擔也遠高於城鎮居民。公共支出和社會保障的重心也向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嚴重傾斜，農村和農民實際享受的公共支出偏少。事實上，考慮到稅收和支出因素，我國城鄉差距至少在6倍以上。
還有，目前的差距已經從收入差距延伸到財產差距。過去講分配差距，主要講收入(流量)分配差距，其實現在的情況大不一樣，財產(存量)差距之大足以與收入差距等量齊觀，高收入群體通常也是高財產群體。與收入差距和財產差距相對應的是消費差距，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水平比高收入群體低得多。最新的調查統計顯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另外80%的家庭佔有財產總額的53.6%。與此同時，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出現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戶均金融資產最多的20%的家庭擁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總值的比例目前約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戶均擁有的金融資產只有居民金融資產總額的1.3%。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楊聖明說，改革，最大的問題是分配體制的改革。現在在分配上談不上什麼體制，工資制度已經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意義，人們更多的是依靠工資之外的收入。但是，行業與行業之間有差別，誰願意發多少就發多少。在民政部門的，就有可能比稅務部門的少很多。很難說得上按勞分配。
更有，城鄉差距不僅表現為絕對差距，更表現為速度差距。以往談到城鄉差距，我們關注的往往是收入水平的絕對差距。實際上，比絕對差距更令人擔憂的是速度差距：1997年以來，我國農民年人均收入實際增長3.8%，城市居民為7.8%，前者不到後者的一半。專家估計，按農村高於城市1個百分點收入增幅計算，需要65年才可消滅城鄉差距。
「蛋糕分配」與「蛋糕做大」
眼下，我們非常強調如何把「蛋糕」做大，即經濟增長問題，而很少考慮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加公平一些，也就是如何避免和調節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
通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被稱為第一次分配，它講求效率。然而，市場的殘酷競爭導致了貧富分化，何況，由於中國處在轉型中，收入差距、貧富差距並不都是市場甄別的結果，還有些是制度不完善造成的，這就需要政府通過稅收和財政杠桿調節，實行第二次分配。政府的第二次分配追求公平。然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力有限，同時政府還需要兼顧和平衡各個階層和不同群體的利益，比如過高的所得稅將會影響效率，降低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故政府第二次分配的阻力與難度可想而知，第二次分配遠遠不能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而基於民間自願捐贈設置社會基金實現的第三次分配將可能大有作為。
在「蛋糕」的初次和二次分配問題上，腐敗、壟斷、政策偏袒(例如公共支出和社會保障向城市居民傾斜)和稅制不公平等，導致大量社會財富不公平地轉向少數特定群體，也使我國的分配差距演化為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成為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經濟健康發展道路上的最大威脅。
首先，中國的傳統社會比較特殊，比較能夠寬容貧窮，但相對來講對分配差距的寬容度低得多，這就是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當人們感到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來自許多不合理、不公平的政策與制度因素時，不滿和憤怒就會逐步積累和增強，並且在一定的條件下以比較激烈的方式爆發出來。
其次，我們的分配差距過大是在尚不富裕的背景下產生的，這與發達國家的分配差距不是一個概念。我們現在還是個低收入水平的國家，許多人的基本生計難以得到切實保障，在這個背景下的分配差距過大，很容易誘發大問題。國際上用來衡量分配差距的一個基本指標是基尼系數，數值到達0.4就進入了警戒狀態。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們就已經「過線」了。更大的問題在於：這個指標對於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來講，並不完全可比。對於相對數值的基尼系數，在低收入國家中反映出的問題要嚴重得多。
初次、二次分配的政績與完善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說，「十一五」要全力構建合理的分配製度，而有效地縮小財富差距，關鍵在於財富的分配。
近年來政府也的確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領域採取了一系列的調節措施。在調節初次分配方面，1999年制定了「兩個確保」的政策，保證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等低收入人員的基本生活，保證國有企業離退休人員得到收入，將原來由各級地方政府根據具體情況確定的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線、失業救濟線、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的水平，在原有基礎上提高30%。全國機關在職職工人均月基本工資增加120元，機關和企業單位離退休人員的離退休金、事業單位職工固定工資和津貼補助標准相應提高。對各地拖欠國有企業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一次性予以補發。
在二次分配方面，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新措施，包括加大社會保障(包括農村醫療保障)資金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各級預算中社會保障支出的比例，通過減持國有上市公司的國有股比例和擴大彩票發行等方式，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制定和實施鼓勵再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繼續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
全國政協委員、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指出，國家應盡快改革和完善政績評估體系，多管齊下地理順收入分配關系。觀察記者綜合專家們的建議，要理順分配關系，大致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盡快確立新的政績評估體系。在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績時，不僅要看經濟增長與財政收入，更要看重所在地區低收入家庭或貧困人口的生活能否得到保障，公共衛生能否滿足中低收入階層居民的需求等這些集中反映群眾問題改善程度的指標。
二是盡快確立公平、公正、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則。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是促進社會和諧的政策基礎。現階段收入分配存在的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與公平、第三次分配幾乎沒有格局，導致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三是盡快提高勞動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促使初次分配趨向合理化。建議盡快採取措施，提高農民、農民工以及城市普通工薪者的勞動報酬及福利待遇，調整財政收入增長幅度，徹底打破行業壟斷，使資本所有者、勞動者與國家利益在效率原則下實現合理分配。
四是盡快強化再分配手段，明確承諾政府確保財政的公共性和滿足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有關方面的發展目標。建議針對財政實力持續增強和再分配環節公平不足的現狀，加快構建公共財政體制，並在公共財政框架內優先滿足事關百姓的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方面的需求。加大二次分配領域的調控力度，將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務(包括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服務)的重點，逐步而堅定地轉向廣大農村和農民；明確承諾政府確保財政的公共性並滿足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有關方面的需求。財政分配是國家干預收入分配、維護社會公平的基本手段，也是二次分配結構中的主體。
五是在初次分配領域加大打擊壟斷、保護和扶持中小企業、鼓勵民營經濟發展以及保障農民工權益的力度。加強制度和法治建設，致力於防範和嚴厲懲治腐敗。
六是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步伐。政府與經濟必須保持距離，政治力量和經濟運行必須分開。政府和政治運作應致力於保障弱勢群體的一切正當權益，想方設法引導他們參與改革和發展進程，激勵他們尋求自主解決自身問題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並向他們提供必要的指導和幫助。
對於三次分配的期望
參加今年全國「兩會」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經濟學家厲無畏向全國人大提出積極推進調節收入的社會第三次分配的建議。厲無畏說，所謂社會第三次分配，是指在一些社會生活領域里如何讓富人多出錢，窮人少出錢，也即實行社會收人的轉移支付，以其他國家的經驗看，由私人捐資建立的各種非贏利性的基金會應該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我國民營經濟發展迅速，已出現了一批富豪，他們有承擔社會責任、回報社會的意願。然而，我國目前雖然已經建立了一些社會基金，但大多還是有政府背景，對調動民企積極性的鼓勵不足，往往還會有攤派之嫌。而且這些基金數量有限，家底有限，能發揮的作用也有限。因而，我們應該實施更有效的政策，鼓勵更多的個人和企業捐款組建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動員企業、富人，特別是普通公眾捐贈，讓愛心充分涌流，高效地為社會進行第三次分配，為我們的社會保障提供「最後一道防線」。政府要做的，就是免除捐款的所得稅，為私人捐資的基金會的運作制定完善的法規體系等等。
舉一個例子。在美國，窮學生為什麼可以不付費、少付費？因為有富人付出了高學費，有大老闆捐贈建立的各種基金(如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等)，它們在背後支持著美國高校的正常運轉。而我們的高校收費高使很多貧困學生上不起大學，人們紛紛要求降低收費。其實學費高低並非公平的標准，高校收費降低了，富人們也面臨著同樣的好處，並不能緩解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矛盾。正如厲無畏所說，合理的制度應該是富人多出錢，窮人少出錢。
鼓勵富人捐資建立各種社會基金，資助公益性事業或慈善事業是實現社會收入轉移支付的有效途徑。這種基金一旦建立便成為一種社會所有的財產，由專門的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按照基金章程規定的用途運作，可用於資助科學研究、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或用於扶貧幫困、助學、救難等慈善事業。
蕭灼基則疾呼：要對一些高消費行為，如豪華住宅、名牌轎車、名牌化妝品、高檔宴會、高檔休閑娛樂等徵收特別消費稅。要把特別消費稅作為扶貧專項基金。
三次分配，正如上海盛大網路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陳天橋所說：「財富實際上是什麼？在我看來財富實際上是你可以幫助別人的一種資本：一個小孩子在路上摔跤了，你跑過去把他扶起來，你就能幫一個小孩子；如果你有財富以後，你可以通過教育，或者通過資助的方式扶起很多甚至一萬個十萬個跌倒的小孩子的話，那就是你的一種真正的價值。」這種財富支助的行為就是一種「三次分配」。
據了解，在一些國家，慈善事業等三次分配的總量要大概佔到GDP的3%%-5%%，而我們國家現在只是佔到GDP的0.1%%，這說明我們需要大力提倡三次分配，大力提倡先富起來的人在自願的基礎上量力而行來支持弱勢群體，使得我們能夠實現共同富裕這樣一個目標。 -
⑵ 運用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的知識,我們如何把蛋糕分好
什麼叫分好蛋糕？怎麼分好蛋糕？第一，分好蛋糕不是搞平均主義、人人分得相等的一塊，而應是根據各自在做蛋糕中的貢獻分得相應的一塊；第二，縮小收入差距不是不要差距，合理的、與貢獻差距相一致的收入差距是必要的；第三，在公有制經濟中分好蛋糕，就要貫徹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獎勤罰懶、獎優罰劣，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適時增加職工收入，規范國有企業高管的收入；第四，在私營和外資企業中分好蛋糕，就要確保工人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處理好企業利潤與工資的分配關系；第五，從總的框架來講，要把蛋糕切分為三大塊——企業一塊、職工（勞動報酬）一塊、國家一塊，現在的問題是職工的一塊偏小，所以應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六，提高勞動報酬不能「刮風」，不能一哄而上，不能只重行政命令，而應根據不同經濟成分、不同類型企業的具體狀況，提出統一性和差別性相結合的指導方針，並把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結合起來；第七，分好蛋糕重在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而對低收入者來說應重在通過提高技術水平、知識水平、專業水平和勞動績效來增加收入，不能僅僅在不變的勞動績效和既有的蛋糕存量上不斷增大自己的一塊；第八，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要求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多種分配方式並存。
⑶ 經濟學上把 比作做蛋糕分蛋糕吃蛋糕
做蛋糕是發展經濟，經濟總量比如GDP.
分蛋糕是注重公平問題，國民收入的分配。
其實也就是經濟學上效率和公平的問題啦 。
都由領導一人說了算，集權和分權，並且所有操作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完成的，這種分法：一個劃蛋糕，誰優誰劣。再看我們身邊的實際，我們在改革開放前是用第一種做蛋糕和分蛋糕的方式，搞了三十年，搞出了個僵化體制，然後由另外一個人來選蛋糕。結果。但我們只改革了做蛋糕的方式，所以自由經濟的改革成果成了集權政治的美餐。於是，因為干多干少一個樣，也有兩種分蛋糕的方法。第一種分蛋糕的方法，就是一個大家公認的領袖來給大家分，干好乾壞一個樣，因為雖然劃分權在他手上，就是把做蛋糕的權利下放了，而分蛋糕的游戲規則仍然沒有變，就叫分權政治。記得有個故事。這個說法多少有點抽象，我們可以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說，經濟就是做蛋糕，政治就是分蛋糕。蛋糕怎麼做？有兩種做法：一是把所有做蛋糕的工具、原材料統統集中起來，大家分工來做，貧富差距拉開了，做好後由一個人來分，最後不得不改革開放尋求出路，於是每個人都想把自己的蛋糕做大，叫「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不相適應」。解決的法，大家一起吃，這就叫官有制（因為只有當官的擁有絕對的分配權力）。第二種做法是，官有和民有、公車消費、公費旅遊）出現了，另一個人都會把大的一塊選走，蛋糕做大了，三公消費（公款吃喝，大塊小，就是你來劃蛋糕，父親給他們定個游戲規則，這個叫民有制。蛋糕怎麼分？對應於上面的兩種做蛋糕的方法，政治是經濟和的集中反映，看上去很公平，但有一樣不好，如果他分一塊大一塊小了，還是集權體制的分蛋糕方式，百姓做蛋糕的積極性提高了，明確每個人的任務，完成交給公家的任務後。列寧說，但由於分蛋糕還是原來的集權規則，這就叫集權政治，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哪塊大，但選擇權在別人手上，我來分蛋糕，公信力下降了，華南虎出來了……這就是中國目前所有社會問題的根源，所以人們都不會想太賣力，就是太絕對平均，剩餘的是自己的，說的是有家兩兄弟在爭蛋糕吃。第二種分蛋糕的方法，錢權交易產生了，結果是全體的蛋糕總量大了，每個人都吃得飽飽的了，利益集團形成了。其結果是，蛋糕做得不大就是積累與消費的關系，這樣的做法，張三能吃多少，李四能吃多少。這個故事就說明了樸素分權制衡原理。從上面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不管是誰來劃蛋糕，他都必須做到公平，就是深化改革——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把分蛋糕的權利交給公民
⑷ 是先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還是先調整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你的觀點是什麼理由
先調整好收入分配製度把蛋糕分好，只有這樣才能調動絕大多數的人民參與的積極性，保持社會的穩定，社會財富共享，這樣才能把蛋糕做的更大。
⑸ 如何分配好經濟發展中創造的社會財富
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一是總量比率太低；二是行業與行業之間、級別與級別之間高低懸殊；三是收入分配調節未能形成制度的常態化。
按國家統計局今年8月的數據，我國目前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全球排名在105名左右，屬於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但居民用電消費在工資收入中的比率，卻率先邁入發達國家居民難以望其項背的行列，這種「被發達」的感受著實有些苦澀。這不僅顯露出我國分配製度本身的弊端，更反映出社會財富分配的極不合理。
美國國民的平均年收入是中國國民的16倍，但美國人均GDP卻是中國人均GDP的7倍多一點，這就意味著，美國GDP用於居民收入的分配，至少是中國的2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社會財富分配格局中城鄉居民分得的「蛋糕」與社會財富總量增長速度並不匹配。事實正是如此。我國過去十年間財政收入年均增長超過20%，近十年經濟增長總量高達200%，GDP年均增長8% - 10%左右，但城鄉居民收入只增長了6%~8%。政府在分配中得「大頭」，居民收入占「小頭」的失衡格局。
我國行業之間職工工資最高與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收入最高的10%人群與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為2007年的23倍，直至目前，收入差距還成擴大之勢。社會矛盾的加劇，極易放大為社會危機。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基尼系數為0.275，而2010年已達到0.438。20世紀90年代以來，基尼系數在以每年0.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並且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藍皮書援引的調查數據顯示，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接近容忍的極限。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中國因此成為收入差距最高的國家之一。
如何落實好十七大、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的精神，是讓社會財富分配更加公平的關鍵。
必須認真強化「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的分配形式是單一的按勞分配，扼殺了其他生產要素比如資本、技術、管理的作用，使生產效率大大降低，經濟發展受到嚴重製約。改革開放後，我們實行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並存的分配製度，調動了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的積極性，使生產力得到大發展，各種要素的積極性都調動了起來。然而，這一「並存」越來越不得了，逐步出現了矯枉過正的情況。資本與管理在分配中比重越來越大，勞動報酬比重越來越小，口頭上強調「按勞分配為主體」，實際上「資本和管理」成了分配中的主體。特別是隨著引進外資的深入，資本拿走創造價值的大頭，管理得到了中頭，勞動得到很小部分。因此，下一步必須通過法制、制度以及經濟杠桿調節等形式，大大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按勞分配成為名副其實的主體。
要真正領會和落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的精神。過去我們習慣講「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的觀點。這次十七大報告中要求既是「初次分配也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可見黨中央對分配公平性的重視程度。
初次分配重視公平，就要落實好兩個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在落實中就是要：充分利用稅收等二次分配手段，調節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比例，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高扶貧標准和最低工資標准以及各項社會保障資金需要。
未來幾年改革重點任務：一是推動多種經濟共同發展，二是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中國經濟面臨的種種困難和制約因素有很多，但集中一點那就是產業結構調整還要深入進行，管理體制、經營機制的制約還有待轉變，公務員隊伍有待整頓，政府機關事業單位有待提高工作效率。
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破解發展難題。改革步入深水區，今年的改革重點任務包括：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等。
分配製度改革的破題之舉，在於打破行業壟斷、打破部門壟斷、打破企業單位和事業單位雙軌制、對於高收入群體要課以高比率的收入調節稅，一次分配追求公平為主，二次分配補充為輔。
分配製度改革，其意義在於，不僅解決目前分配領域的不公平，縮小貧富差距，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增強動力，更會激活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潛力和活力。
完善和落實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打破壟斷，放寬准入，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等領域。
國家發展改革委年內已召集45個部門，研究制定工作計劃、倒排時間表，確保在今年上半年出台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相關實施細則。
普通民眾熱切期盼新的分配政策出台，因為關繫到普通居民物質生活和幸福指數，也關繫到社會公平、社會和諧進步。
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都要毫不動搖加快發展，關鍵是要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競爭，這樣才會促進中國經濟效率提高和活力增強。
收入分配改革牽動人心，關系長遠。抓緊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收入分配改革關繫到消費擴大和社會公平，「調高、提低、擴中」的思路早已明確。同時，這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要在權衡各方利益、協調各方關系情況下，果斷決策，盡快推出。
盡管如此，新的、合理的分配製度在我國得以實行，還有待時日。
把「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的要求具體化，並加速落實步伐。著重在於：盡快遏制住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拉大的趨勢，徹底改變「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狀況；盡快遏制住「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兩極分化的傾向；堅決打擊和取締非法收入，非法暴富不但拉大收入差距，而且最為不公平，是對公平的扼殺，還是引發社會階層對立、對抗、動盪的根源。法律不能容忍、默許甚至保護任何非法收入。
⑹ 美國的經濟體制是什麼，是什麼決定了這樣的經濟體制
美國的經濟體制
美國經濟制度以私有制為基礎,以自主經營的自由企業為主體,同時輔以國家宏觀調控。
是什麼決定了這樣的經濟體制
美國的宏觀經濟形勢總是處於不斷的變動之中，相對地講美國的基本經濟體制是比較穩定的。
具體地分析美國經濟，我們在給一國的經濟形勢下定義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該種經濟的所有制形式、決策機制、資源配置機制、政府的經濟職能、收入分配形式和規律。以中國以前的計劃經濟體制為例，該種經濟體制是以公有制為所有制形式，按勞分配的經濟形式，生產完全由政府的計劃來決定的。相反的，美國經濟體制則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就美國的企業來講，依據產權機制分為三類。
一是業余制，就是相當於個體戶、個體經濟的形式。企業由個人所有，對企業的運營負全責。這是美國最主要的企業形式佔了企業數量的70%，但是其營業額只佔了6%。
二是合作制企業，企業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合夥人擁有，共同投資，共同承擔風險，其形式有律師事務所等。該種企業是無限責任制，也就是對於企業的債務負有無限責任。
三是公司形式，雖然數量並不大，但是其規模大，營業額佔了其中的絕大部分。這些公司有一套非常明確的公司法所規定，每個公司的產權都是相當明確的。
美國經濟體制的核心
自由競爭的市場導向，加政府調控，調控主要是貨幣調控
美國殖民地時期的政治經濟體制是怎樣的?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過程中,美國工業革命的開始與法國幾乎是同步的,但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法國,原因是美國發展工業的條件比法國優越.美國有哪些優越條件呢?
一、 國土遼闊,資源豐富美國獨立後,與其它國家的資產階級政權一樣,很快就走上了對外瘋狂擴張領土的道路,以適應發展資本主義和擴大奴隸制種植園經濟的需要.幾十年的擴張使美國領土從原來的205萬平方公里擴大到777平方公里,從大西洋沿岸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佔了北美大陸的一半.這么廣闊的領土為美國帶來了什麼?——礦產、水利、森林等豐富的資源、肥沃的土地、適宜的氣候、漫長的海岸線和優良的港口.這些都是美國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深厚基礎.
二、 經濟布局合理,市場聯系緊密 擴張的西部廣大領土並未被拋荒,接踵而至的是美國著名的西進運動.大量人口移居西部、開荒、修路、造橋、繁衍生息、發展資本主義……在此過程中,美國人依據自然條件,因地制宜,逐漸形成了美國經濟的專業化布局：東北部是傳統的工業區,南部是棉花、甘蔗經濟種植園區,廣大的中西部地區是產量為主的農業區,有小麥王國、牧牛王國、棉花王國、葡萄園區.這些專業化的經濟區域彼此都需要補結,需要加強商品交流.這使各地區之間的貿易額成倍增長,甚至成十倍增長.這種相互依存的市場對美國工業化的影響非常大,是其它國家難以比擬的：一方面,為美國工業生產提供了綿綿不絕的市場動力和豐富的原料,另一方面,也使美國的交通運輸業的發展領先於英法：1807年富爾敦輪船的問世使交通運輸工具的革新首先在美國突破,1860年美國輪船總噸位達五百三十五萬四千噸,居世界第一位；1860年美國鐵路線達四萬八千公里,也居世界第一位.交通運輸事業的發展更加密切了美國各地之間的聯系.而一旦聯系加強,美國發展資本主義的速度就像一匹黑馬賓士了.
三、 開放的大陸,移民的國家年輕的美國非常缺乏勞動力也非常需要勞動力,就以開放的姿態大量接納外來移民.移民不僅帶來了勞動力,還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生產經驗.——從長遠看,西進運動和大量吸收外來移民,在相當程度上培養和發展了美利堅民族的進取創新精神和開朗開放性格.從生物學角度說,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彼此的血緣相隔遙遠,極利於優生優育、推動美國人口向高素質進化.
⑺ 每一次大國的崛起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美國崛起後哪些國際利益重新分配了
每一次大國的崛起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美國崛起後，向歐洲提供了經濟資源，而向我國和其他國家發動了貿易戰。在現在的世界格局當中，每一個國家都希望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一個國家間，這樣的話才能在國際上面有發言權。美國就是由於在戰爭當中利用了各種貿易手段，所以使得他們的國家迅速的發展。成為了二戰以後世界上的超級大國，這一個大國崛起之後，又使得世界上的很多利益關系重新進行了分配，有些國家獲得了利益，但是有的國家跟美國卻形成了競爭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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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
一，根源①歷史因素的影響；②科技革命的影響；③經濟體制、戰略和政策的影響；④貿易和投資等經濟因素的影響；⑤環境、資源和人口等自然社會因素的影響。
二，二戰後的世界經濟格局極大的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持續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世界上更多的人擺脫了飢餓和貧困，許多國家變得發達和富裕。同時，戰後幾十年的發展是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但現在，二戰後一直維持世界經濟增長的這個經濟政治格局受到了挑戰。2016年兩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執政、英國脫歐——正說明了人們對當前經濟格局和全球化的不滿，已經積累為質變。
三，經濟全球化對能夠為所有人帶來福利，正如弗里德曼在所說的，貿易能夠對雙方帶來好處。但現實情況卻是：技術進步引起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做大了世界經濟的蛋糕，但蛋糕的分配是不公平的。表現為：
1、有研究表明，眾多發達國家（例如美國）中產及其以下的人群收入水平在過去30年間沒有顯著增長；
2、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經濟全球化對國內帶來的就業損失遠遠超過就業增長；
3、經濟全球化導致貧富差距加速擴大
四，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技術進步引發資本的自由流動和生產要素報酬世界范圍的一價定律。不考慮其他因素，當某個地區有貿易便利條件（經濟地理優勢），同時生產率/要素價格之比較其他地區有優勢，那麼這個地區就一定會吸引更多的資本前來投資經營。從經濟視角上看，這是一個經濟逐利的現象。不幸的是，資本可能沒有國界，但經濟是有國界的。這種逐利行為最終呈現為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競爭與對抗（資源、資本、技術、高技能勞動力），並引發社會問題和政治動盪。有的國家在貿易中獲利更多，而其他國家可能相對獲利較少，甚至是凈損失。比如歐洲在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資本、勞動力的流動促使西歐各國加速增長，而東南歐地區加速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