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榆林好利來為什麼變成大麥嘉了
大麥嘉和好利來不是一家，因為好利來現在也已經改名了，現在叫做好芙利了..
㈡ 羌族有什麼習俗
習俗
1.節日
羌族重視春節。春節又稱「過大年」，是羌族人家團年的重要日子。從農歷臘月二十三起，家家戶戶就要掃塵、敬灶，備好豐盛的年貨。除夕之夜，要燒豬頭肉敬獻祖先和神靈。全家人坐在一起熱熱鬧鬧地吃團年飯，再圍坐在火塘四周守歲。一般初一不勞動，不走人戶。初二以後開始親戚朋友之間的走訪。正月十五鬧元宵，正月三十要送年。家家戶戶張燈結綵，舉辦各種娛樂活動。
此外，羌族還要過清明、端午、中秋、重陽等節日，但最有特色的，當數羌歷年、祭山會和領歌節。
羌歷年，羌語稱「日美吉」，即「吉祥歡樂的日子」。又稱」過小年」。原是在秋天收獲糧食後，祭祀神靈和祖先，向神還願的重大節日。每年農歷十月初一舉行，各地歡慶的時間不一，一般為三到五天，有的村寨要過到初十。主要的活動是還願敬神和吃宴席。羌歷年在20世紀80年代曾一度停止。1988年恢復，成為羌族人民共同的節日。在羌區各地，每年都要舉行各種慶祝活動。
祭山會是羌族最隆重的傳統節日之一。又稱轉山會、塔子會、祭天會、山王會、山神會或者碉碉會。是羌族對代表著天神、山神等諸多神靈的白石神進行祭祀的活動，也是人們祈求保佑來年人畜興旺、五穀豐登、地方太平、森林茂盛的大典。因各地氣候差異，舉行的時間、次數並不統一，有正月、四月、五月之分，亦有每年舉行一次或二、三次。
領歌節，羌語稱「瓦爾俄足」。主要流行於茂縣曲谷一帶。每年農歷五月初五舉行（如該寨有13歲至50歲婦女死亡，則當年不舉行）。是為了紀念天上的歌舞女神莎朗姐。整個節日活動持續3天時間。婦女們盡顯其能，忘情歡跳莎朗，農事和家務事皆由男人操持 。
2.婚嫁
新中國成立前，羌族男女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存在「指腹婚」、「懷抱婚」、「童子婚」、「買賣婚」等婚姻形式。婚姻講究門當戶對，有轉房、入贅、搶婚的習俗。新中國成立後，自主婚姻逐漸居多。但傳統的禮儀程序一直保留至今。隨著羌寨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得到改善，昔日的婚姻儀式更增添了新的內容。傳統和現代相結合，將羌族的傳統文化發揮得淋漓盡致，更增添了喜慶氣氛。
婚嫁儀式主要有訂婚和結婚。在羌寨，媒人被稱為「紅爺」。如果男子對女子有意，男方家就會備禮，請紅爺到女方家提親。女方家要徵得母舅同意才可允婚。之後，紅爺會帶上豬膘、酒等禮物，去女方家吃「許口酒」。數月或數年後，男方家又請紅爺攜禮到女方家，以「小訂酒」招待近親，並請釋比測算雙方生辰八字，定下結婚吉日。隨即，男方家要備重禮前往女家報期，並在女家辦酒席，即「大訂酒」，作為正式訂婚禮，歡宴女方整個家族。
此後，兩家開始婚禮籌備，期待著「女方家花夜、男方家正宴」好日子的到來。「花夜」 意即為新人舉辦的喜慶晚會，是結婚最為隆重的一道程序。一般在娶嫁的前一天晚上舉行，男方辦的叫「男花夜」，女方辦的叫「女花夜」，男的慶祝娶妻，女的歡送出嫁。這一天，女方家高朋滿座，桌上放著咂酒和12盤「干盤子」（即花生、核桃、紅棗、柿子、蘋果、桔子、糖果等，飽含圓滿、吉祥、喜慶之意）。
男方家派出的能說會道的迎親隊伍會受到熱情的款待。雙方要按照習俗進行盤歌比賽。盤歌即以歌盤問之意，方式為一問一答，所唱內容廣泛，形式隨意而風趣。次日清晨，舅舅給身穿嫁衣的新娘披上紅綢，新娘哭嫁，拜別父母、兄長和族人。到男方家門口，釋比要做祭祀神靈的儀式，驅趕附在新娘身上的「煞氣」後，再向新人祝福。眾人為新人舉行「掛紅」儀式。新人在神龕前行禮，一拜祖宗創業恩，二拜父母養育恩，三拜夫妻偕白頭，四拜子孫個個強，再拜親人和賓客，最後夫妻對拜。
拜堂後新娘就正式成為男家的人了。隨後，眾人歡宴。當晚，男家父母點香敬神，對新人祝福。所有來賓在院壩圍著熊熊篝火跳起歡快的莎朗舞。次日即謝客日，主人再備兩桌宴席「謝客」。新人要帶一個豬頭、一根豬尾巴感謝紅爺，表示有頭有尾，圓圓滿滿。婚後第三天，新婚夫婦要「回門」。由新郎及弟兄背著酒肉送新娘回家。新郎僅在女方家小住幾日，而新娘可以住數日、數月，甚至更長的時間 ，才由丈夫接回，開始家庭生活 。
3.喪葬
羌族的葬式有火葬、土葬、岩葬。
火葬的歷史最為悠久，《呂氏春秋·義賞》載：「氐羌之虜也，不憂其繫纍，而憂其死不焚也。」《太平御覽》引《莊子》佚文：「羌人死，焚而揚其灰。」直至清朝中期，火葬仍在茂縣沙壩、赤不蘇、較場等地保留下來。每個家族有自己的火墳場。
大部分地區由於受漢族影響，加上得到封建王朝的提倡，將土葬作為主要葬式，並一直保留至今。各村寨都有遇喪不請自到、協助料理喪事的習俗。喪家需及時通報親屬，向母舅家稟告逝者去世前後的情況，請釋比殺羊祭祀、測算下葬時日。一般三天之後，眾人在風水寶地下葬逝者。其家人要在新墳前點篝火，燒柏枝，敬香蠟、煙酒、肉類，以示祭奠。葬後三日，再備祭品，並修整墓地。到此時，喪葬禮儀才告結束。
崖葬主要存在於北川一些地方。如果兒童不到三歲就夭折，用蜂桶或簡易木箱裝殮，置於山岩洞穴中 。
(2)三堰大麥嘉蛋糕店在什麼地方擴展閱讀：
歷史
20世紀50年代以來，人們陸續在岷江上游和雜谷腦河沿岸的汶川縣威州姜維城、理縣箭山寨、茂縣營盤山等地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還發現了較多的春秋戰國至西漢時期的石棺葬墓群，如茂縣撮箕山石棺葬墓群、牟托石棺葬及陪葬坑、理縣佳山石棺葬墓群。
出土的器物有陶器、石器、木器、青銅器等。這些考古發現，不僅說明了今天羌族分布的地區，很早就有人類棲息繁衍，而且為探討岷江上游古文化的淵源提供了新的資料和線索。
羌族源於古羌。古羌人以牧羊著稱於世，不僅是華夏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中國歷史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形成都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羌」，原是古代人們對居住在祖國西部游牧部落的一個泛稱。今甘肅、青海的黃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帶是古羌人的活動中心。史書記載，殷商時期，羌為其「方國」之一，有首領擔任朝中官職。他們有的過著居無定處的游牧生活，有的從事農業生產。
《詩經·商頌》記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反映了古羌與殷商密切的關系。甲骨文卜辭中有關「羌」的諸多記載，表明羌人在當時的歷史舞台上十分活躍。
周時，羌之別種「姜」與周的關系密切，大量的羌人融入華夏。春秋戰國時期，羌人所建的義渠國，領域包括今甘肅東部、陝西北部、寧夏及河套以南地區，是中原諸國合縱連橫的重要力量，與秦國進行了170多年的戰爭。以羌人為主要成分的諸戎逐漸為秦國所融合。
而居住在甘肅、青海黃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處於「少五穀，多禽畜，以射獵為事」的狀態。在《後漢書·西羌傳》中，有秦厲公時羌人無弋爰劍被俘，逃回家鄉後教羌民「田畜」，自此羌族開始有了原始農業生產，使其人口增加，經濟發展的記述。
此後，羌人進一步發展和分化。《後漢書·西羌傳》載：「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旄牛種，越嶲羌是也；或曰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這一時期，西北的羌人迫於秦國的壓力，進行了大規模、遠距離的遷徙。
漢代羌人分布很廣，部落繁多。為隔絕匈奴與羌人的聯系，漢王朝在河西走廊設有敦煌、酒泉、張掖和武威四郡，建立了地方行政系統，設護羌校尉等重要官職以管理羌人事務。同時，歸附的羌人大量內遷，從地域上分為東羌和西羌。
進入中原的東羌附居於塞內而與漢族雜居、通婚、融合，從事農業生產，私有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逐步進入封建社會。未進入中原的西羌大部分散布在西北、西南地區，有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婼羌、雅魯藏布江流域的發羌、唐氂、西南地區的氂牛羌、白馬羌、青衣羌、參狼羌和冉駹羌諸多羌人部落。其中，氂牛羌，初分布在沈黎郡（郡治在今四川漢源縣九襄鎮），後繼續南下至越嶲郡（今四川安寧河流域及雅礱江下游）。
白馬羌，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綿陽市西北部和甘肅武都市南部。青衣羌，居住在今四川西部的雅安市一帶。參狼羌，主要在今甘肅武都市，特別是白龍江一帶。冉駹羌則分布在岷江上游和四川西北部的廣大地區，《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說明羌人在其中佔有較大比例，各部的發展水平很不平衡，大部分尚處在氏族部落階段。
魏晉南北朝時期，氐人符堅建立前秦政權，南安羌人姚氏建後秦政權。後秦政權勢力處在北魏之南，東晉之北，統治羌人及中原各族達33年。之後，還有幾個羌人部落相繼興起。即隴南的宕昌羌，川、甘邊境和岷江上游的鄧至羌，二者存在了140多年。從東漢到西晉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基本融入漢族之中。
隋唐時期，活動在甘青和青藏高原東南部的羌人部落有黨項、東女、白蘭、西山八國、白狗、附國等，其中，西山八國系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諸山各部的統稱。他們處在中原王朝和吐蕃勢力之間。有的同化於藏族，有的內附中原王朝，或同化於漢族，或在夾縫中生存，在唐蕃長期和戰不定的局勢下，得以單獨保存和發展。
宋代以後，南遷的羌人和西山諸羌，一部分發展為藏緬語族的各民族，一部分發展為現在的羌族。羌族民間廣為流傳的敘事詩《羌戈大戰》中記述：遠古時候，羌人曾生活在西北大草原，因戰爭和自然災害被迫西遷和南遷，南遷的一支羌人遇到身強力壯的「戈基人」，
雙方作戰，羌人屢戰屢敗，正准備棄地遠遷，卻在夢中得到神的啟示，他們在脖子上系羊毛線作為標志，用堅硬的白雲石和木棍作武器，打敗了「戈基人」，終於得以安居樂業，並分成九支散居各地。這段傳說，反映了羌人遷徙的一段歷史，與史書文獻及考古資料結合，印證了羌族的來源。
明末清初時，一部分羌族由四川遷往貴州銅仁地區，至此，羌族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1840年之後，中國逐步變為半殖民半封建國家，和全國其他民族一樣，羌族也面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為此，羌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一道，曾經向帝國主義、反動官府和封建統治階級進行過英勇不屈的斗爭，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1841年，鴉片戰爭期間，羌族人民和藏、彝等族人民，組成2000人的軍隊，開赴浙江前線，在寧波鎮海戰役中，重創英國侵略軍。1894年，羌族地區一個坤姓土司的殘余勢力，依仗封建特權，盤剝所屬人民，激起黑虎寨等地170多戶羌族人民的強烈反對。
他們一致向清朝官府列舉了坤土司23條罪狀，與封建土司的餘孽展開了面對面的斗爭，終於迫使清朝將坤土司「摘去頂戴，交州查看」。1905年，清朝在茂州設立「官鹽店」，對食鹽實行壟斷專賣，從中漁利，激起羌族人民的武裝反抗，迫使清政府宣布取消「官鹽店」，允許食鹽自由買賣。
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後，羌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理縣通化鄉佳山寨等地的羌族群眾，為反抗國民黨政府的苛捐雜稅，群起殺死了作惡多端的團總。1924至1926年，理縣藏、羌等族人民反抗封建軍閥苛捐雜稅的壓榨，2000多人攻陷理縣縣城，還攻打到汶川、茂縣、松潘等地，斗爭堅持了3年之久，狠狠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
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經過羌族地區，在黨的領導下，羌族人民建立了工農革命政權，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他們熱愛人民的軍隊，積極參軍支前。僅茂縣一縣就有1000多人參加紅軍北上抗日，還有上萬名民工為紅軍提供後勤保障。紅軍北上抗日後，國民黨卷土重來，在羌族地區實行白色恐怖統治，經過革命鍛煉的羌族人民，繼續不斷地向反動派展開英勇不屈的斗爭。
1942年，茂縣爆發了「茂北事變」。茂縣專區的專員和縣長以「鏟煙」為名，派兵洗劫了茂縣北路蠶陵鄉的一些村寨，引起當地羌、漢各族人民的強烈憤慨。他們消滅了前往搜刮的保安中隊，並順勢直攻茂縣縣城，打垮了守城的國民黨軍隊，將縣城團團圍住。這次斗爭雖然由於國民黨的收買分化最後遭到失敗，但斗爭的聲勢給敵人以有力的打擊，顯示了羌族人民不屈不撓的革命斗爭精神。
1947年，茂縣龍坪、三齊等鄉的羌族人民又掀起了一次被稱為「龍坪事件」的武裝起義。事件起因於國民黨政府和部分羌族上層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後來發展成為羌族人民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武裝起義。這次斗爭最後也因羌族統治階級的背叛而失敗，但再一次顯示了人民的巨大力量。
㈢ 大麥嘉和好利來是一家嗎
大
麥嘉
和
好利來
不是一家，因為好利來現在也已經改名了，現在叫做好芙利了。
㈣ 大麥嘉蛋糕店上班要扣培訓費嗎
一般要扣培訓費的公司，可以考慮為變相的培訓機構。他們以打工為介面，招生。
要學烘焙，還是到專門的學校去學吧，廣州就有不少專門的烘焙學校啊
㈤ 大麥嘉和好利來是一家嗎
大麥嘉和好利來不是一家，因為好利來現在也已經改名了，現在叫做好芙利了。
㈥ 小麥是什麼時候引進到中國的
我國何時開始大面積種植小麥，學術界存有不同看法。日本學者西嶋定生先生認為：我國唐代的碾碨經營賦有獨特的歷史性，是以小麥的磨粉作業為主要內容的。如果小麥種植還不普及，碾碨經營就不可能大規模流行，並把「城市的發展」、「庄園經營的發展」作為唐代小麥種植與碾碨經營之間經濟結構的兩個顯著特點。
西嶋先生的「碾碨經營論」是指「水磨經營」而言。筆者認為，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與其相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志。其次是與農田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和精耕細作的水平以及防旱保墒技術的提高有關。與社會經濟相聯系，則反映在人口的增長、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諸多方面。
有關石磨在漢代的普遍推廣使用情況，已被大量考古發現所證實。漢代的水利工程規模都很大，考古學在此方面的主要發現有：陝西西漢白渠渠首遺址和安徽安豐東漢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遺址。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漢中期以後的墓葬中是習見之物。漢代耕作技術上的進步，從考古學角度來看，主要反映在鐵犁鏵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耬播資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鐵農具的發現等方面。大面積的種植小麥，為人口的增殖創造了必備的物質條件，這一時期的地主庄園已經初具規模。
我國栽培小麥，從考古學提供的材料來看，大約有四千年以上的歷史。60年代初，新疆天山東部的巴里坤縣石子鄉土墩遺址(屬新疆新石器時代三種文化類型之一的 「含彩陶類型」)里曾發現過已經碳化的小麥粒(1)。1979年，塔里木盆地東端的羅布泊西北約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北岸，一個原始社會的墓葬的隨葬草簍內又發現了保存完好的小麥粒(2)。
據文獻記載，我國大面積推廣種植小麥當始於漢代。《漢書·食貨志(上)》雲：漢武帝時，董仲舒曾上奏：「《春秋》它谷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按：《春秋》記載麥禾歉收之事，如庄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庄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所謂宿麥，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雲宿麥，即冬小麥。因此，漢武帝派「遣謁者勸種宿麥」(3)。漢成帝(劉驁，公元前32——公元前7年在位)時，著名農學家汜勝之曾以 「輕車使者」的名義，在關中平原推廣種植小麥而著稱天下(4)。《後漢書》所載東漢皇帝對糧食生產所下的十幾次詔書，其中有九次涉及麥(5)，充分顯示了麥在漢代糧食生產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有些學者所說：「兩漢以粟麥為主的糧食生產結構是北方作為全國經濟重心的反映。」(6)
但是，由於文獻記載資料尚少，還不足以說明在我國北方地區漢代即已開始大面積種植小麥。我國何時開始大面積種植小麥，學術界一直存有不同看法。60年代以前，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響的說法是，日本學者西嶋定生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經營論」。他認為，我國唐代的碾碨經營賦有獨特的歷史性，是以小麥的磨粉作業為主要內容的。如果小麥種植還不普及，碾碨經營就不可能大規模流行(7)。60年代以後，由於考古學在此方面的不斷發現，我國一些學者開始改變對這一問題的固有觀點，提出了漢代我國即已開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新觀點。但從總體而論，我國學者還沒有人探究過這一問題，還不曾對「唐代碾碨經營論」進行過辯論，即還不曾使人們對我國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有一個立體的認識，甚至還有少數同志贊同西瞚先生的觀點。所以，本文旨在通過與西瞚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經營論」的辯論，對我國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作一番考證。
在未介入正題之前，首先我們應該弄清何為碾碨，西嶋先生認為：「碾碨是石碾。」「是利用水平面運動的石碾，即進行脫粒、磨面的工具。」並指出：「碾碨主要是用於小麥制粉的應用水平運動的工具，由於利用水利，在南北朝以後，尤其是在唐代迅速發展並作為營利投資的對象而在許多庄園附屬磨坊中佔有主要地位的工具。」(8)�對於西嶋先生對「碾碨」一詞的解釋，筆者有不同的認識，「碾碨」就是指水磨而言。因為碾即輾的別體字，碨即磑的別體字。輾字單獨來講，有車輪轉動之意。磑，磨也。輾與碨組成一詞，即有輪轉帶動磨轉之意。輪轉的動力何來?是靠水力，而不是靠別的動力。《北齊書·高堂隆傳》雲：「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碨，並有利於時。」《通典·食貨·水利田》亦雲：「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余頃，今為富商大賈竟造碾碨，堰遏費水，渠流梗澀。」可見碾碨在當時實指水磨而言，並非指石碾而雲，不然的話，西嶋先生提出的「碾碨經營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即朝廷和碾碨經營者之間以水利權為中心的對抗」(9)�就不會發生。朝廷禁壓碾碨設置就與以「保護灌溉水利為目的的農本主義」無關(10)。事實上西嶋先生的「碾碨經營論」是指「水磨經營」而言，而與「石碾經營」相距甚遠。
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真的與水磨的出現有關嗎?筆者認為，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與其相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志。其次是農田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和精耕細作的水平與防旱保墒技術的提高有關。與社會經濟相聯系，則反映在人口的增長、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諸多方面。
為什麼說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志?因為在石磨發明以前，人們是把麥子、大豆煮成飯吃的，「麥飯豆羹皆野人農夫之食耳」(11)，「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 (12)。有了石磨，就可以把麥子磨成麵粉。由粒食改為麵食，是我們民族飲食史上的一大進步。「餅餌麥飲甘豆羹」(13)，顏師古註：「溲麵而熟之則為餅，餅之言並也，相合並也。麥飯，磨麥合皮而炊之也。」王應麟補註：「《說文》，『餅，麵食也』。麥末謂之面。」《說文解字》雲：「面，麥屑末也。」漢代時期，正是我國石磨普及推廣時期，也是小麥由粗食到細食的轉變時期。正如陳文華先生研究這一問題時指出的那樣：「燒餅、面條、餛飩、水餃、饅頭、包子都是在這一時期出現，於是小麥就成了深受人們歡迎的糧食。社會的需要大大促進了小麥種植的發展。」(14)
根據筆者的研究，石磨大約誕生於戰國時期，而普及使用則在漢代(15)。目前見於考古學方面與此有關的發現，實用性漢代石磨的考古發現有：河北滿城王陵山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石磨，該磨「分上下兩扇，上扇表面中心作圓形凹槽，周邊突起，當中有一道橫梁，兩側各有一個長方形孔，底面滿布圓窩狀磨齒，中心稍有內凹，下扇磨齒亦為圓窩狀，表現微隆起，中心有一圓柱形鐵軸，磨通高18、徑54厘米，銅漏鬥上部大，口下腹收斂作小口，腰部外施寬頻紋一道，上口徑94.5、下口徑29、高34厘米。自上口向下16厘米處，漏斗內壁平伸出四個支爪，兩兩相對，其跨度超過石磨直徑，這說明四個支爪上原當置有承托石磨的木質器。」(16)
山東濟南市出土的漢代石磨，該磨分上、下兩扇，上扇剖面略呈「凸」字形。頂部中央為相對的平面作半月形的進料口，中隔橫梁。上扇邊緣較薄，邊緣側面有長方形洞，為安裝推磨棍之處。上扇邊緣表面刻滿斜線紋。下扇中心凸起榫，磨齒的形狀是凹坑式的，排列成同心圓，凹坑亦略呈棗核形(17)。
山西襄汾縣漢代臨汾故城遺址出土的石磨，上扇厚9厘米，下扇厚10厘米。上扇之進料漏斗深9厘米，呈半錐體形。磨齒為點狀紋，凹入成小圓坑，上扇側有長方孔，為安裝磨棍之處(18)。
洛陽河南縣城東區漢代糧倉遺址出土石磨四件，編號302∶3為石磨蓋，剖面作「凸」字形，背部有兩個半月形漏斗，斗內嵌鐵片。磨擦面的磨齒紋，是短的長方坑，共六匝。磨上扇邊緣有長方孔三眼，可安裝推磨棍三根。此磨通高11厘米，直徑50厘米，邊厚7厘米。317∶29為磨的下扇，磨齒形制為短的長方坑。磨中心方孔內有鐵片，原來也當安裝了鐵軸。此磨扇直徑49厘米，邊厚6厘米，中間厚8厘米。另外兩個磨盤出於305糧倉和320糧倉，報告說此二件已殘損 (19)。
甘肅省古浪縣陳家河檯子漢代遺址出土一石磨，只有下扇。其磨扇形制為凹入菱形紋，與棗核紋近似(20)。
河南淇縣縣城土產公司院內出土的漢代石磨，直徑55厘米，通高19.5厘米，下扇厚13.5厘米。上扇有半圓形漏斗兩個，中隔一梁，漏斗底孔一大一小，大的孔徑為3厘米，小的孔徑為2厘米。上扇表面飾陰刻平行線紋，邊緣側鑿一個裝推磨棍的長方孔。下扇磨擦面微微隆起，磨中心有鐵質圓軸，磨齒是八區斜線紋 (21)。
屬於明器的漢代石磨和陶磨，據不完全統計，大約在70件以上(22)，涉及到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湖北、寧夏、北京十個省市，五十多個縣(23)。正如李發林同志在研究我國古代轉磨(石磨)產生的地域和具體時間時指出的那樣：「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戰國、兩漢、三國的轉磨大都發現於黃河、長江流域。南方的珠江流域和北邊的遼河流域則相當罕見，兩漢轉磨出土的地區大都是盛產小麥的地區，這不是偶然的。正是小麥這種糧食需要做成麵粉，才便於進一步製成可口的食品。」(24)
上面我們談的是有關漢代石磨的考古發現，既然說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志，那麼，伴隨漢代石磨的考古發現，必然有小麥或與小麥相關資料的發現。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出土過漢代小麥實物的地點有十處。即：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陝西西安西郊漢代建築遺址、河南洛陽西郊、河南新安鐵門、甘肅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江蘇邗江甘泉西漢「妾莫書」木槨墓、新疆民豐尼雅漢代遺址、新疆樓蘭故城遺址、內蒙烏蘭布和(25)、甘肅居延肩水金關漢代遺址(26)。與此有關的考古發現還有：60年代初，洛陽老城西北郊 81號漢墓出土的小口、圓肩陶倉，在蓋上分別書有「麥」、「黍」、「粟」、「豆」等字樣(27)。西安市東郊漢墓出土的一件陶倉上，用墨書「小麥囤」字樣 (28)。70年代初，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簡牘中，據裘錫圭先生考釋，曾有「以麥為租」的記載，一個大竹片上記：「市陽租五十三石三頭六升半，其六石一升當□物，其一斗大半當麥」等文字(29)。1972年，洛陽金谷園車站11號漢墓出土的一批書有文字的陶倉中，據發掘者報告，這些陶倉可分三式，Ⅰ式5件。每件腹部都粉書四個文字，分別為「小麥百石」、「黍粟百石」、「大豆百石」、「白米粟□石」。Ⅱ式10件。肩腹部分分別粉書如下數種糧食品種的名稱「粟」、「黍」、「黍米」、「小麥」、「麥□」、「〓」、「〓米」等。Ⅲ式10件，有6件倉的肩部分別粉書「白米」、「小麥」、「米」、「黍」等字樣(30)。另外，據有些學者研究，30年代出土的居延漢簡中所見農作物也有小麥的記載。如簡文：「出麥五斗，廩夷胡瞫長王勤五日食。」(《甲》 382)「出麥五百八十石八斗八升，以食田卒劇作六十六人五月盡八月。」(《甲》1601)
至於說水磨的產生與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有無必然聯系，筆者認為，水磨是在石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標志著我國糧食加工技術已發展到一定的高度，而與大面積種植小麥並無直接聯系。據文獻記載，水磨在我國的出現，大約始於晉代。《魏書·崔亮傳》雲：「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谷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到了唐代，水磨的設置竟發展到妨害水利灌溉的地步。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雍州長史長孫祥上奏說，由於近年來富商大賈爭相設置水磨，曾經灌溉4萬余傾的鄭白渠如今也只能灌溉1萬余頃，妨礙民用的情況極為嚴重。並奏請禁止和毀掉水磨(31)。代宗廣德二年(公元764 年)，戶部侍郎李棲筠拆除了公主的水磨和私人水磨七十餘處(32)。大歷十二年(公元777年)，京畿百姓共同上告設置在涇水上的水磨使用使農田無法得到灌溉的困狀，請求決開鄭白渠的支渠，拆除一切水磨，使灌溉水利得到保護(33)。次年正月，朝廷頒布毀掉水磨的詔敕，鄭白二渠支渠上的水磨八十多處盡被拆除(34)。
前面筆者已經說過，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與其相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志。其次是與農田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和精耕細作的水平與防旱保墒技術的提高有關。與社會經濟相聯系，則反映在人口的增長、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諸多方面。有關石磨在漢代的普遍推廣使用的情況，已被大量的考古發現所證實，從而也說明，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確始於漢代。下面我們再從當時的社會背景的其它方面予以分析。
筆者認為，農田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與精耕細作的水平和防旱保墒能力的提高，為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什麼這樣講，正如陳文華先生在研究這一問題時指出的那樣：「小麥種植經過了一、二千年才得以大面積推廣成為主糧之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小麥生長期長，不大耐旱，它的需水量比粟大一倍。所以古歌中說：『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而華北地區雨量較小，秋冬春三季降水量更少，尤不宜小麥的播種和生長。竺可楨先生指出：『如種小麥，則四五月值小麥需雨最急之時，華北四五月平均雨量已嫌不足，若降至平均以下，必遭歉收。所以若無灌溉設施，華北種小麥是不適宜的。』(35)�而漢代的灌溉事業比以前任何時期都更加發達，精耕細作的水平和防旱保墒的能力也比過去提高，有利於小麥種植的擴展。」(36)
漢代的水利工程，如漢武帝時的漕渠、龍首渠、六輔渠、白渠等，規模都很大。「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穀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了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余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37)
目前，見於考古學在此方面的發現，首推陝西西漢白渠渠首遺址。該遺址位於鄭國渠渠首以北的涇河上游，渠道一段長300餘米為井渠，這些井渠現為東西一字排列的七個礫石大坑，坑距30～40或70～80米不等。第一坑以西是涇河岸，岸下有暗渠露頭，進水口下距今涇河水面3米；第七坑以東12米接明渠，這項水利工程採用井渠法和提高白渠渠口將水引向高仰之田的方法，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技術(38)。其次是安徽安豐東漢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遺址。這是一個蓄泄兼顧，以蓄為主的水利工程。大壩建在一條泄水溝上面，是用一層草一層土相間疊築而成的「草土混合堰」 (39)。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漢中期以後的墓葬中是習見之物，僅《洛陽燒溝漢墓》一書就收錄兩漢水井97件。這些水井模型多有井架、滑輪、陶水斗、水漕等設備。在其它地區的水井模型中有的還有轆轤。水井資料以北京宣武門一帶最為集中，共發現陶管井一百餘口；河南泌陽板橋和洛陽漢河南縣城發現東漢磚井旁還附有陶管或磚砌的下水道。」(40)一些學者指出：「上述水井模型和水井的用途可能是多樣的，但至少有管道和水槽的水井與井灌有一定關系。」(41)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不同類型的水利設施相輔相成，再現了漢代水利灌溉事業的蓬勃發展。�
1981年11月上旬，河南淮陽縣大連鄉堌堆李村漢墓出土的一座陶制三進院落模型，就是漢代地主庄園井灌系統的真實寫照(42)。院落模型主要分兩大部分：一為正院，一為側院。正院又分前院、中庭、後院。側院又分旱田和水田，全長1.31米，寬1.14米。正院的前門為硬山式建築，門廳兩邊為懸山式馬廄；由二門進入中庭有三層門樓，兩邊有相對的四層角樓，周設瞭望孔。主體建築是兩層重檐廡殿式，築於一高台之上，兩旁有倉房、廂房、廁所、廚房以及傭人住房等。側院的田園分為兩大部分：一為旱田，一為水田。圍牆長1.30米，寬0.24米，牆高0.18米。旱田有二式。一式為塊田，長36厘米，寬18厘米，分為六大塊，每塊長18厘米。每塊上有小孔54個(18 ×3，估計表示農作物的棵數)，塊與塊之間以壟溝分隔，規整且有條理。二式為條田，長28厘米，寬1.9厘米，共12塊(壟)，每塊田裡有苗20棵，中間以田埂隔開。水田：全長44厘米，由水井向北灌溉，乾渠分為東西兩部分，每邊有畦田7塊，共14塊。每塊田中有苗32棵(8×4)。每兩塊間有支溝高出畦田，便於放水流向畦內。水井和乾渠：井為圓形，上、下口的直徑均為7.7厘米，腹部微鼓，直徑9.5厘米。井口外侈，卷沿。乾渠寬4厘米，長48厘米。北端有一下水孔，孔徑為1.2厘米，成圓形。南端成弧形與井底部緊密結合在一起。田園全長130厘米，寬24厘米，牆高18厘米，牆厚1.8厘米，以三角形的瓦壟蓋頂，上有脊，寬7厘米。
這座陶制三進院落模型的出土，不僅是地主庄園井灌系統的真實寫照，更說明漢代時期，在我國北方地區，除了一些大型水利設施外，井灌的普遍出現在農田水利灌溉事業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我國小麥的大面積種植在這一時期才得以推廣。
農田水利事業的蓬勃發展，與之相隨的是漢代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漢代時期，我國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技術已經基本成熟，形成了「耕—耙—耱」一整套以保墒防旱為主要內容的耕作措施。「黃河流域氣候比較乾燥，雨水比較稀少，每年降雨量只有400～750毫米，而且70～80%的雨量都集中在7～9三個月。特別是 『春旱多風』，對春種作物的播種特別不利，嚴重影響主糧的收成。因為冬天雨水不多，也影響冬播作物小麥的播種和生長。於是如何確保土壤中有足夠的水分，保證種子出苗生長，是當時生產上的主要課題。耕—耙—耱的技術就是為解決這個問題而誕生的。」(43)耕作技術上的進步，必然為大面積種植小麥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不僅是水田種麥得以收成，而且使旱田種麥也能獲得豐收。
漢代耕作技術上的進步，從考古學角度看，主要反映在鐵犁鏵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耬播資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鐵農具的發現等方面。
目前，見於已公布的考古資料，發現漢代犁鏵的地區有：陝西、河南、山西、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甘肅、內蒙、新疆、遼寧、廣西、貴州、福建等。出土最集中的地區是陝西關中地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相繼在富平、蘭田、浦城、興平、長安、禮泉、西安、咸陽、隴縣等地發現全鐵大鏵、小鏵、鏵冠、犁鏡以及巨形鐵鏵六七十件以上(44)。1975年在西安西郊一個鐵農具窖藏中發現大小鐵鏵、犁鏡等農具達85件(45)。由於大小鏵往往共出，表明它們在功能方面當有所區別。犁鏡的發明在犁耕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巨形犁鏵可能是數牛牽引的開溝犁，似與當時注意水利灌溉事業有關(46)。
關於牛耕資料的發現，西漢時期有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壁畫墓中的牛耕圖(47)，甘肅武威磨咀子M48出土的西漢末年木牛犁模型(48)；東漢時期有江蘇睢寧雙溝畫像石牛耕圖(49)，陝西綏德東漢永元十二年王得元墓畫像石牛耕圖(50)，陝西米脂畫像石牛耕圖(51)，內蒙古和林格爾壁畫墓牛耕圖(52)等等。
耬播資料的發現，如在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墓中發現一幅耬播圖，系用一牛挽三(?)腳耬車(53)。「此外在遼陽三道壕、陝西富平、北京清河等地發現有西漢鐵耬足，在河南南陽還發現了西漢耬足范。」(54)採用耬播可使開溝、播種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同時可使播種均勻，深度一致，減少土壤水分損失。耬車的發明和使用不僅是播種史上一個重大進步，尤其是為大面積種植小麥提供了最理想的播種工具。
除上所述，在兩漢遺址和墓葬中還大批量發現小型鐵農具。比如河南臨汝夏店西漢冶鐵遺址發現大小鐵三百餘件(55)。其形制主要有長條形直銎和長條形後部帶方銎兩種。此外，還有凹字形鐵口和兩齒，象鋤、鍤、銍、鏟、耙、鍘刀等小型鐵制農具資料在不少地區亦有發現。
正如楊寬先生所說：「漢代由於各種大小形制的鐵鏵的創造和使用，由於各種優質韌性鑄鐵農具的成批生產和推廣使用，使得當時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大大擴展了獨立進行生產的能力。」(56)所以說在農田水利事業蓬勃發展、精耕細作水平不斷提高的兩漢時期，我國北方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都有大面積種植小麥的必備條件。
大面積種植小麥的因素若與當時社會經濟相聯系，則反映在人口的增長、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諸多方面。西嶋先生認為：「小麥種植量的增加，作為碾碨經營的一個特點，是因為碾碨經營多附屬於庄園經營。……庄園經營者兼做碾碨經營雖然也是為了用於自家消費的加工制面，但是具有更大經濟意義的是為了將庄園收租的小麥加工制面並出售而獲得巨利。……種植小麥增多的起因在於當時最顯著的兩種傾向。即：一是城市的發展，二是庄園經營的發展。」 (57)
如果西嶋先生說的不是唐代的情形的話，我們把上述文字中的「碾碨」二字改成「石磨」，把「城市的發展」改為「人口的增長」，把「庄園經營的發展」改為「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似乎更接近漢代歷史實際。
西嶋先生把「城市的發展」、「庄園經營的發展」作為唐代小麥種植與碾碨經營之間經濟結構的兩個顯著特點，那麼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與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之間經濟結構的特點是什麼呢?筆者認為：一是人口的增長，二是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
為什麼這樣講?因為人口的生存和增殖離不開農業的發展，在古代農業國家中尤其如此。漢代時期，人們絕大多數不用肉食，純以穀物蔬菜為生。據葛劍雄先生考證： 「西漢末的糧食總產比初年大約增長了三倍左右，……則西漢期間總人口也增加了三倍左右，平均每年的自然增長率約為7%。」(58)糧食總產的提高，不外乎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兩個途徑來實現，當時在農田水利事業蓬勃發展，鐵制農具的普遍使用和精耕細作與防旱保墒技術提高的情況下，大面積的種植小麥，必然為糧食生產開辟了一個廣闊的前景。同時也為人口的增殖創造了必備的物質條件。
從前面我們引證的考古資料來看，當時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在將小麥作為主要糧食作物來種植的情況下，自家都有石磨加工麵粉的能力。這一時期的地主庄園已經初具規模。目前，反映地主庄園經濟生活的考古資料，除前面我們列舉的河南淮陽大連鄉堌堆李村漢墓出土的陶制三進庄園院落模型外，與此有關的發現，如河南密縣後土郭村漢墓出土的一件樓式陶倉房上，曾繪有一幅地主收取地租的畫面(59)。1971年內蒙古和林格爾東漢墓發現的壁畫，壁畫內容有相當一部分是圍繞著庄園圖分別繪畫農耕圖、園圃圖、採桑圖、漚麻圖、碓舂圖、谷倉圖、釀造圖、果樹圖、網漁圖、牧馬圖、牧羊圖、牧牛圖的(60)。1959年6月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的壁畫墓，其北壁壁畫內容反映的也是地主庄園生活情景，畫面上不僅山水草木皆有，而且有一座四合院式建築物、農夫揚鞭耕田播種、地主在地頭的樹蔭下監工(61)。1982年山西平陸聖人澗村漢墓出土的一件釉陶「池中望樓」，其第二層，樓內置大案、小案各一。大案長8、寬6厘米，旁有二人對面席坐；小案長5、寬4厘米，旁有一人席坐。樓外的四周圍有欄桿，四角有弓箭手站守(62)。這些以及前面我們提到的有關犁耕、耬播的壁畫、畫像石資料等等，都是漢代地主庄園經濟發展的真實寫照。當然，西嶋先生在提出「唐代碾碨經營論」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63)，並沒有這么多的考古發現作為研究資料，因此，如果說西嶋先生也運用上述有關考古資料，他的研究結論將和筆者是一致的。
西嶋先生提出：「在唐代，碾碨經營多附屬庄園經營，……庄園經營者兼做碾碨經營，雖然也是為了用於自家消費的加工制面，但是具有更大經濟意義的是為了將庄園收租的小麥加工制面並出售而獲得巨利。」那麼在漢代，麵粉的加工如何呢?筆者認為：地主庄園或者包括一些自耕農都開始經營石磨麵粉加工，但主要是為了自家的消費，其次是將加工的剩面出售到城市，不過這種出售數量很小，獲利也不可能太大。關於這一問題，從每座漢墓多數只出一件石磨或陶磨的情形來看，當時，地主庄園經營麵粉加工的能力還比較低，也沒有投入更多的勞動力來經營麵粉加工。所以說，在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漢代，優先享用小麥麵粉的是封建地主和廣大自耕農，而不是城市商人和手工業者，在城市能夠享用麥麵食品的還是少數達官顯貴。故而也可以這樣說，漢代的城市經濟雖然很發達，但與大面積種植小麥並無直接關系。
綜上所述，我國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是有一定歷史背景的，它應以石磨的普遍使用為標志。農田水利事業的蓬勃發展和精耕細作水平與防旱保墒能力的大大提高，為大面積種植小麥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否則，漢代的糧食生產就不能滿足漢代人口的急劇增長，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講也將受到一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