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手工制作 » 美国经济增长的蛋糕是如何分配的
扩展阅读
双层彩虹水果蛋糕图片 2024-05-19 23:22:47
宝宝蛋糕适合什么油 2024-05-19 23:21:54
喜庆生日蛋糕图片 2024-05-19 23:15:40

美国经济增长的蛋糕是如何分配的

发布时间: 2022-07-11 12:31:14

⑴ 二次分配是什么

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推行公平的二次三次分配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15日17:15 观察与思考

-观察记者 刘晓林

我们常常看到,在富人们每逢节庆享受十几万元一桌的“豪华大餐”、几十万元的世界名表也可作为礼物相送的同时,很多贫困家庭却为孩子的那些学杂费而苦苦挣扎。这就是中国的贫富悬殊现状。一方面存在大量的农村与城市贫困人口,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又在不断扩大。

事实上,“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是当前百姓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据调查,2004年全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与最贫穷的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8倍。城乡贫富差距也越拉越大。尽管国家统计数字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2倍,但目前的收入统计和调查数据并未把城市居民在公费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方面非货币化的福利和补贴统计进去,如果把这些都折算成货币,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到5-6倍甚至更高。前不久,媒体公布,现在农村收入相当于10年前的城市收入状况,也就是说城乡差距达10年以上。

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特定收入群体手中,与中低收入者形成巨大的“分配落差”。这种收入分配结构的深刻变化也是我国新时期的贫富差距凸显的原因之一。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减贫”,这是走向和谐社会的关键。如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

分配结构新变化导致贫富悬殊

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财政具有三个职能: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而目前来说,有必要特别关注的是其中的收入的分配职能,或者说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职能。

国民收入的分配可以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二次分配)两个环节。目前在我国占主流的观点是: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应该关注效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国民收入再分配应该注重公平,由政府调节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这个观点可简称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然而,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王雍君根据调查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却是:现在,“国家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传统结构已经演变为“国家得小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大头”的新结构。一批“财富新贵”与人数占压倒性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形成巨大的分配差距。

另外,分配格局也已经从初次分配差距为主,转向初次分配差距与二次分配差距并重的新格局。初次分配差距发生在单位(企业)与个人之间,是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形成的分配格局。二次分配主要发生在政府财政和社会保障领域,包括税费和公共支出两个方面。

具体地说,政府要加大财政支出中转移性支出所占的比例,特别是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里的一项基本的国家制度,也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在经济转型时期,社会保障支出是对社会变迁成本的一种经济补偿,是对社会稳定的必要“投资”。在许多国家,社会保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不断上升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比重一般在40%左右。

多年来,我国城乡税制分割,农民承受的税收负担普遍高于城镇居民;农民承受的各种税外收费负担也远高于城镇居民。公共支出和社会保障的重心也向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严重倾斜,农村和农民实际享受的公共支出偏少。事实上,考虑到税收和支出因素,我国城乡差距至少在6倍以上。

还有,目前的差距已经从收入差距延伸到财产差距。过去讲分配差距,主要讲收入(流量)分配差距,其实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财产(存量)差距之大足以与收入差距等量齐观,高收入群体通常也是高财产群体。与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相对应的是消费差距,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比高收入群体低得多。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的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杨圣明说,改革,最大的问题是分配体制的改革。现在在分配上谈不上什么体制,工资制度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人们更多的是依靠工资之外的收入。但是,行业与行业之间有差别,谁愿意发多少就发多少。在民政部门的,就有可能比税务部门的少很多。很难说得上按劳分配。

更有,城乡差距不仅表现为绝对差距,更表现为速度差距。以往谈到城乡差距,我们关注的往往是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实际上,比绝对差距更令人担忧的是速度差距: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3.8%,城市居民为7.8%,前者不到后者的一半。专家估计,按农村高于城市1个百分点收入增幅计算,需要65年才可消灭城乡差距。

“蛋糕分配”与“蛋糕做大”

眼下,我们非常强调如何把“蛋糕”做大,即经济增长问题,而很少考虑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加公平一些,也就是如何避免和调节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它讲求效率。然而,市场的残酷竞争导致了贫富分化,何况,由于中国处在转型中,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并不都是市场甄别的结果,还有些是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这就需要政府通过税收和财政杠杆调节,实行第二次分配。政府的第二次分配追求公平。然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同时政府还需要兼顾和平衡各个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比如过高的所得税将会影响效率,降低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故政府第二次分配的阻力与难度可想而知,第二次分配远远不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基于民间自愿捐赠设置社会基金实现的第三次分配将可能大有作为。

在“蛋糕”的初次和二次分配问题上,腐败、垄断、政策偏袒(例如公共支出和社会保障向城市居民倾斜)和税制不公平等,导致大量社会财富不公平地转向少数特定群体,也使我国的分配差距演化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道路上的最大威胁。

首先,中国的传统社会比较特殊,比较能够宽容贫穷,但相对来讲对分配差距的宽容度低得多,这就是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当人们感到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来自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政策与制度因素时,不满和愤怒就会逐步积累和增强,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以比较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其次,我们的分配差距过大是在尚不富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与发达国家的分配差距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现在还是个低收入水平的国家,许多人的基本生计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在这个背景下的分配差距过大,很容易诱发大问题。国际上用来衡量分配差距的一个基本指标是基尼系数,数值到达0.4就进入了警戒状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就已经“过线”了。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个指标对于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来讲,并不完全可比。对于相对数值的基尼系数,在低收入国家中反映出的问题要严重得多。

初次、二次分配的政绩与完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说,“十一五”要全力构建合理的分配制度,而有效地缩小财富差距,关键在于财富的分配。

近年来政府也的确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调节措施。在调节初次分配方面,1999年制定了“两个确保”的政策,保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员的基本生活,保证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得到收入,将原来由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线、失业救济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水平,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0%。全国机关在职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增加120元,机关和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事业单位职工固定工资和津贴补助标准相应提高。对各地拖欠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一次性予以补发。

在二次分配方面,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新措施,包括加大社会保障(包括农村医疗保障)资金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各级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通过减持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比例和扩大彩票发行等方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制定和实施鼓励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指出,国家应尽快改革和完善政绩评估体系,多管齐下地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观察记者综合专家们的建议,要理顺分配关系,大致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尽快确立新的政绩评估体系。在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绩时,不仅要看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更要看重所在地区低收入家庭或贫困人口的生活能否得到保障,公共卫生能否满足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需求等这些集中反映群众问题改善程度的指标。

二是尽快确立公平、公正、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则。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基础。现阶段收入分配存在的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几乎没有格局,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三是尽快提高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促使初次分配趋向合理化。建议尽快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普通工薪者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调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彻底打破行业垄断,使资本所有者、劳动者与国家利益在效率原则下实现合理分配。

四是尽快强化再分配手段,明确承诺政府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建议针对财政实力持续增强和再分配环节公平不足的现状,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在公共财政框架内优先满足事关百姓的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需求。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服务)的重点,逐步而坚定地转向广大农村和农民;明确承诺政府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并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需求。财政分配是国家干预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也是二次分配结构中的主体。

五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加大打击垄断、保护和扶持中小企业、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以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力度。加强制度和法治建设,致力于防范和严厉惩治腐败。

六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政府与经济必须保持距离,政治力量和经济运行必须分开。政府和政治运作应致力于保障弱势群体的一切正当权益,想方设法引导他们参与改革和发展进程,激励他们寻求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对于三次分配的期望

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经济学家厉无畏向全国人大提出积极推进调节收入的社会第三次分配的建议。厉无畏说,所谓社会第三次分配,是指在一些社会生活领域里如何让富人多出钱,穷人少出钱,也即实行社会收人的转移支付,以其他国家的经验看,由私人捐资建立的各种非赢利性的基金会应该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

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已出现了一批富豪,他们有承担社会责任、回报社会的意愿。然而,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建立了一些社会基金,但大多还是有政府背景,对调动民企积极性的鼓励不足,往往还会有摊派之嫌。而且这些基金数量有限,家底有限,能发挥的作用也有限。因而,我们应该实施更有效的政策,鼓励更多的个人和企业捐款组建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动员企业、富人,特别是普通公众捐赠,让爱心充分涌流,高效地为社会进行第三次分配,为我们的社会保障提供“最后一道防线”。政府要做的,就是免除捐款的所得税,为私人捐资的基金会的运作制定完善的法规体系等等。

举一个例子。在美国,穷学生为什么可以不付费、少付费?因为有富人付出了高学费,有大老板捐赠建立的各种基金(如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等),它们在背后支持着美国高校的正常运转。而我们的高校收费高使很多贫困学生上不起大学,人们纷纷要求降低收费。其实学费高低并非公平的标准,高校收费降低了,富人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好处,并不能缓解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正如厉无畏所说,合理的制度应该是富人多出钱,穷人少出钱。

鼓励富人捐资建立各种社会基金,资助公益性事业或慈善事业是实现社会收入转移支付的有效途径。这种基金一旦建立便成为一种社会所有的财产,由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按照基金章程规定的用途运作,可用于资助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或用于扶贫帮困、助学、救难等慈善事业。

萧灼基则疾呼:要对一些高消费行为,如豪华住宅、名牌轿车、名牌化妆品、高档宴会、高档休闲娱乐等征收特别消费税。要把特别消费税作为扶贫专项基金。

三次分配,正如上海盛大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天桥所说:“财富实际上是什么?在我看来财富实际上是你可以帮助别人的一种资本:一个小孩子在路上摔跤了,你跑过去把他扶起来,你就能帮一个小孩子;如果你有财富以后,你可以通过教育,或者通过资助的方式扶起很多甚至一万个十万个跌倒的小孩子的话,那就是你的一种真正的价值。”这种财富支助的行为就是一种“三次分配”。

据了解,在一些国家,慈善事业等三次分配的总量要大概占到GDP的3%%-5%%,而我们国家现在只是占到GDP的0.1%%,这说明我们需要大力提倡三次分配,大力提倡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量力而行来支持弱势群体,使得我们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一个目标。 -

⑵ 运用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的知识,我们如何把蛋糕分好

什么叫分好蛋糕?怎么分好蛋糕?第一,分好蛋糕不是搞平均主义、人人分得相等的一块,而应是根据各自在做蛋糕中的贡献分得相应的一块;第二,缩小收入差距不是不要差距,合理的、与贡献差距相一致的收入差距是必要的;第三,在公有制经济中分好蛋糕,就要贯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奖勤罚懒、奖优罚劣,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适时增加职工收入,规范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第四,在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分好蛋糕,就要确保工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处理好企业利润与工资的分配关系;第五,从总的框架来讲,要把蛋糕切分为三大块——企业一块、职工(劳动报酬)一块、国家一块,现在的问题是职工的一块偏小,所以应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六,提高劳动报酬不能“刮风”,不能一哄而上,不能只重行政命令,而应根据不同经济成分、不同类型企业的具体状况,提出统一性和差别性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并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结合起来;第七,分好蛋糕重在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而对低收入者来说应重在通过提高技术水平、知识水平、专业水平和劳动绩效来增加收入,不能仅仅在不变的劳动绩效和既有的蛋糕存量上不断增大自己的一块;第八,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⑶ 经济学上把 比作做蛋糕分蛋糕吃蛋糕

做蛋糕是发展经济,经济总量比如GDP.
分蛋糕是注重公平问题,国民收入的分配。

其实也就是经济学上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啦 。
都由领导一人说了算,集权和分权,并且所有操作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的,这种分法:一个划蛋糕,谁优谁劣。再看我们身边的实际,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是用第一种做蛋糕和分蛋糕的方式,搞了三十年,搞出了个僵化体制,然后由另外一个人来选蛋糕。结果。但我们只改革了做蛋糕的方式,所以自由经济的改革成果成了集权政治的美餐。于是,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也有两种分蛋糕的方法。第一种分蛋糕的方法,就是一个大家公认的领袖来给大家分,干好干坏一个样,因为虽然划分权在他手上,就是把做蛋糕的权利下放了,而分蛋糕的游戏规则仍然没有变,就叫分权政治。记得有个故事。这个说法多少有点抽象,我们可以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经济就是做蛋糕,政治就是分蛋糕。蛋糕怎么做?有两种做法:一是把所有做蛋糕的工具、原材料统统集中起来,大家分工来做,贫富差距拉开了,做好后由一个人来分,最后不得不改革开放寻求出路,于是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蛋糕做大,叫“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解决的法,大家一起吃,这就叫官有制(因为只有当官的拥有绝对的分配权力)。第二种做法是,官有和民有、公车消费、公费旅游)出现了,另一个人都会把大的一块选走,蛋糕做大了,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大块小,就是你来划蛋糕,父亲给他们定个游戏规则,这个叫民有制。蛋糕怎么分?对应于上面的两种做蛋糕的方法,政治是经济和的集中反映,看上去很公平,但有一样不好,如果他分一块大一块小了,还是集权体制的分蛋糕方式,百姓做蛋糕的积极性提高了,明确每个人的任务,完成交给公家的任务后。列宁说,但由于分蛋糕还是原来的集权规则,这就叫集权政治,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哪块大,但选择权在别人手上,我来分蛋糕,公信力下降了,华南虎出来了……这就是中国目前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人们都不会想太卖力,就是太绝对平均,剩余的是自己的,说的是有家两兄弟在争蛋糕吃。第二种分蛋糕的方法,钱权交易产生了,结果是全体的蛋糕总量大了,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了,利益集团形成了。其结果是,蛋糕做得不大就是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这样的做法,张三能吃多少,李四能吃多少。这个故事就说明了朴素分权制衡原理。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不管是谁来划蛋糕,他都必须做到公平,就是深化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把分蛋糕的权利交给公民

⑷ 是先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还是先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你的观点是什么理由

先调整好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只有这样才能调动绝大多数的人民参与的积极性,保持社会的稳定,社会财富共享,这样才能把蛋糕做的更大。

⑸ 如何分配好经济发展中创造的社会财富

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一是总量比率太低;二是行业与行业之间、级别与级别之间高低悬殊;三是收入分配调节未能形成制度的常态化。
按国家统计局今年8月的数据,我国目前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全球排名在105名左右,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但居民用电消费在工资收入中的比率,却率先迈入发达国家居民难以望其项背的行列,这种“被发达”的感受着实有些苦涩。这不仅显露出我国分配制度本身的弊端,更反映出社会财富分配的极不合理。
美国国民的平均年收入是中国国民的16倍,但美国人均GDP却是中国人均GDP的7倍多一点,这就意味着,美国GDP用于居民收入的分配,至少是中国的2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中城乡居民分得的“蛋糕”与社会财富总量增长速度并不匹配。事实正是如此。我国过去十年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近十年经济增长总量高达200%,GDP年均增长8% - 10%左右,但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了6%~8%。政府在分配中得“大头”,居民收入占“小头”的失衡格局。
我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为2007年的23倍,直至目前,收入差距还成扩大之势。社会矛盾的加剧,极易放大为社会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275,而2010年已达到0.438。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蓝皮书援引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接近容忍的极限。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中国因此成为收入差距最高的国家之一。
如何落实好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精神,是让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的关键。
必须认真强化“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分配形式是单一的按劳分配,扼杀了其他生产要素比如资本、技术、管理的作用,使生产效率大大降低,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改革开放后,我们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调动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的积极性,使生产力得到大发展,各种要素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然而,这一“并存”越来越不得了,逐步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情况。资本与管理在分配中比重越来越大,劳动报酬比重越来越小,口头上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实际上“资本和管理”成了分配中的主体。特别是随着引进外资的深入,资本拿走创造价值的大头,管理得到了中头,劳动得到很小部分。因此,下一步必须通过法制、制度以及经济杠杆调节等形式,大大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按劳分配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
要真正领会和落实“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精神。过去我们习惯讲“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观点。这次十七大报告中要求既是“初次分配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可见党中央对分配公平性的重视程度。
初次分配重视公平,就要落实好两个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落实中就是要:充分利用税收等二次分配手段,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各项社会保障资金需要。
未来几年改革重点任务:一是推动多种经济共同发展,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国经济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制约因素有很多,但集中一点那就是产业结构调整还要深入进行,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的制约还有待转变,公务员队伍有待整顿,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有待提高工作效率。
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改革步入深水区,今年的改革重点任务包括: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
分配制度改革的破题之举,在于打破行业垄断、打破部门垄断、打破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双轨制、对于高收入群体要课以高比率的收入调节税,一次分配追求公平为主,二次分配补充为辅。
分配制度改革,其意义在于,不仅解决目前分配领域的不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增强动力,更会激活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和活力。
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等领域。
国家发展改革委年内已召集45个部门,研究制定工作计划、倒排时间表,确保在今年上半年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相关实施细则。
普通民众热切期盼新的分配政策出台,因为关系到普通居民物质生活和幸福指数,也关系到社会公平、社会和谐进步。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要毫不动摇加快发展,关键是要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竞争,这样才会促进中国经济效率提高和活力增强。
收入分配改革牵动人心,关系长远。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收入分配改革关系到消费扩大和社会公平,“调高、提低、扩中”的思路早已明确。同时,这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在权衡各方利益、协调各方关系情况下,果断决策,尽快推出。
尽管如此,新的、合理的分配制度在我国得以实行,还有待时日。
把“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的要求具体化,并加速落实步伐。着重在于:尽快遏制住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彻底改变“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状况;尽快遏制住“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两极分化的倾向;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非法暴富不但拉大收入差距,而且最为不公平,是对公平的扼杀,还是引发社会阶层对立、对抗、动荡的根源。法律不能容忍、默许甚至保护任何非法收入。

⑹ 美国的经济体制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这样的经济体制

美国的经济体制
美国经济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自主经营的自由企业为主体,同时辅以国家宏观调控。

是什么决定了这样的经济体制
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相对地讲美国的基本经济体制是比较稳定的。
具体地分析美国经济,我们在给一国的经济形势下定义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该种经济的所有制形式、决策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政府的经济职能、收入分配形式和规律。以中国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例,该种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所有制形式,按劳分配的经济形式,生产完全由政府的计划来决定的。相反的,美国经济体制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就美国的企业来讲,依据产权机制分为三类。
一是业余制,就是相当于个体户、个体经济的形式。企业由个人所有,对企业的运营负全责。这是美国最主要的企业形式占了企业数量的70%,但是其营业额只占了6%。
二是合作制企业,企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伙人拥有,共同投资,共同承担风险,其形式有律师事务所等。该种企业是无限责任制,也就是对于企业的债务负有无限责任。
三是公司形式,虽然数量并不大,但是其规模大,营业额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这些公司有一套非常明确的公司法所规定,每个公司的产权都是相当明确的。

美国经济体制的核心
自由竞争的市场导向,加政府调控,调控主要是货币调控

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怎样的?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过程中,美国工业革命的开始与法国几乎是同步的,但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法国,原因是美国发展工业的条件比法国优越.美国有哪些优越条件呢?

一、 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美国独立后,与其它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一样,很快就走上了对外疯狂扩张领土的道路,以适应发展资本主义和扩大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需要.几十年的扩张使美国领土从原来的205万平方公里扩大到777平方公里,从大西洋沿岸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占了北美大陆的一半.这么广阔的领土为美国带来了什么?——矿产、水利、森林等丰富的资源、肥沃的土地、适宜的气候、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口.这些都是美国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深厚基础.

二、 经济布局合理,市场联系紧密 扩张的西部广大领土并未被抛荒,接踵而至的是美国着名的西进运动.大量人口移居西部、开荒、修路、造桥、繁衍生息、发展资本主义……在此过程中,美国人依据自然条件,因地制宜,逐渐形成了美国经济的专业化布局:东北部是传统的工业区,南部是棉花、甘蔗经济种植园区,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是产量为主的农业区,有小麦王国、牧牛王国、棉花王国、葡萄园区.这些专业化的经济区域彼此都需要补结,需要加强商品交流.这使各地区之间的贸易额成倍增长,甚至成十倍增长.这种相互依存的市场对美国工业化的影响非常大,是其它国家难以比拟的:一方面,为美国工业生产提供了绵绵不绝的市场动力和丰富的原料,另一方面,也使美国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领先于英法:1807年富尔敦轮船的问世使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首先在美国突破,1860年美国轮船总吨位达五百三十五万四千吨,居世界第一位;1860年美国铁路线达四万八千公里,也居世界第一位.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更加密切了美国各地之间的联系.而一旦联系加强,美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速度就像一匹黑马奔驰了.

三、 开放的大陆,移民的国家年轻的美国非常缺乏劳动力也非常需要劳动力,就以开放的姿态大量接纳外来移民.移民不仅带来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经验.——从长远看,西进运动和大量吸收外来移民,在相当程度上培养和发展了美利坚民族的进取创新精神和开朗开放性格.从生物学角度说,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彼此的血缘相隔遥远,极利于优生优育、推动美国人口向高素质进化.

⑺ 每一次大国的崛起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美国崛起后哪些国际利益重新分配了

每一次大国的崛起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美国崛起后,向欧洲提供了经济资源,而向我国和其他国家发动了贸易战。在现在的世界格局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间,这样的话才能在国际上面有发言权。美国就是由于在战争当中利用了各种贸易手段,所以使得他们的国家迅速的发展。成为了二战以后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这一个大国崛起之后,又使得世界上的很多利益关系重新进行了分配,有些国家获得了利益,但是有的国家跟美国却形成了竞争的关系。


对于国际利益的分配,你还有什么看法,欢迎写在评论下方。

⑻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一,根源①历史因素的影响;②科技革命的影响;③经济体制、战略和政策的影响;④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因素的影响;⑤环境、资源和人口等自然社会因素的影响。
二,二战后的世界经济格局极大的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持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世界上更多的人摆脱了饥饿和贫困,许多国家变得发达和富裕。同时,战后几十年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但现在,二战后一直维持世界经济增长的这个经济政治格局受到了挑战。2016年两大黑天鹅事件——特朗普执政、英国脱欧——正说明了人们对当前经济格局和全球化的不满,已经积累为质变。
三,经济全球化对能够为所有人带来福利,正如弗里德曼在所说的,贸易能够对双方带来好处。但现实情况却是:技术进步引起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做大了世界经济的蛋糕,但蛋糕的分配是不公平的。表现为:
1、有研究表明,众多发达国家(例如美国)中产及其以下的人群收入水平在过去30年间没有显着增长;
2、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全球化对国内带来的就业损失远远超过就业增长;
3、经济全球化导致贫富差距加速扩大
四,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技术进步引发资本的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报酬世界范围的一价定律。不考虑其他因素,当某个地区有贸易便利条件(经济地理优势),同时生产率/要素价格之比较其他地区有优势,那么这个地区就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资本前来投资经营。从经济视角上看,这是一个经济逐利的现象。不幸的是,资本可能没有国界,但经济是有国界的。这种逐利行为最终呈现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与对抗(资源、资本、技术、高技能劳动力),并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动荡。有的国家在贸易中获利更多,而其他国家可能相对获利较少,甚至是净损失。比如欧洲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资本、劳动力的流动促使西欧各国加速增长,而东南欧地区加速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