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榆林好利来为什么变成大麦嘉了
大麦嘉和好利来不是一家，因为好利来现在也已经改名了，现在叫做好芙利了..
㈡ 羌族有什么习俗
习俗
1.节日
羌族重视春节。春节又称“过大年”，是羌族人家团年的重要日子。从农历腊月二十三起，家家户户就要扫尘、敬灶，备好丰盛的年货。除夕之夜，要烧猪头肉敬献祖先和神灵。全家人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团年饭，再围坐在火塘四周守岁。一般初一不劳动，不走人户。初二以后开始亲戚朋友之间的走访。正月十五闹元宵，正月三十要送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举办各种娱乐活动。
此外，羌族还要过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但最有特色的，当数羌历年、祭山会和领歌节。
羌历年，羌语称“日美吉”，即“吉祥欢乐的日子”。又称”过小年”。原是在秋天收获粮食后，祭祀神灵和祖先，向神还愿的重大节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各地欢庆的时间不一，一般为三到五天，有的村寨要过到初十。主要的活动是还愿敬神和吃宴席。羌历年在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停止。1988年恢复，成为羌族人民共同的节日。在羌区各地，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祭山会是羌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又称转山会、塔子会、祭天会、山王会、山神会或者碉碉会。是羌族对代表着天神、山神等诸多神灵的白石神进行祭祀的活动，也是人们祈求保佑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地方太平、森林茂盛的大典。因各地气候差异，举行的时间、次数并不统一，有正月、四月、五月之分，亦有每年举行一次或二、三次。
领歌节，羌语称“瓦尔俄足”。主要流行于茂县曲谷一带。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举行（如该寨有13岁至50岁妇女死亡，则当年不举行）。是为了纪念天上的歌舞女神莎朗姐。整个节日活动持续3天时间。妇女们尽显其能，忘情欢跳莎朗，农事和家务事皆由男人操持 。
2.婚嫁
新中国成立前，羌族男女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存在“指腹婚”、“怀抱婚”、“童子婚”、“买卖婚”等婚姻形式。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有转房、入赘、抢婚的习俗。新中国成立后，自主婚姻逐渐居多。但传统的礼仪程序一直保留至今。随着羌寨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得到改善，昔日的婚姻仪式更增添了新的内容。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将羌族的传统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增添了喜庆气氛。
婚嫁仪式主要有订婚和结婚。在羌寨，媒人被称为“红爷”。如果男子对女子有意，男方家就会备礼，请红爷到女方家提亲。女方家要征得母舅同意才可允婚。之后，红爷会带上猪膘、酒等礼物，去女方家吃“许口酒”。数月或数年后，男方家又请红爷携礼到女方家，以“小订酒”招待近亲，并请释比测算双方生辰八字，定下结婚吉日。随即，男方家要备重礼前往女家报期，并在女家办酒席，即“大订酒”，作为正式订婚礼，欢宴女方整个家族。
此后，两家开始婚礼筹备，期待着“女方家花夜、男方家正宴”好日子的到来。“花夜” 意即为新人举办的喜庆晚会，是结婚最为隆重的一道程序。一般在娶嫁的前一天晚上举行，男方办的叫“男花夜”，女方办的叫“女花夜”，男的庆祝娶妻，女的欢送出嫁。这一天，女方家高朋满座，桌上放着咂酒和12盘“干盘子”（即花生、核桃、红枣、柿子、苹果、桔子、糖果等，饱含圆满、吉祥、喜庆之意）。
男方家派出的能说会道的迎亲队伍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双方要按照习俗进行盘歌比赛。盘歌即以歌盘问之意，方式为一问一答，所唱内容广泛，形式随意而风趣。次日清晨，舅舅给身穿嫁衣的新娘披上红绸，新娘哭嫁，拜别父母、兄长和族人。到男方家门口，释比要做祭祀神灵的仪式，驱赶附在新娘身上的“煞气”后，再向新人祝福。众人为新人举行“挂红”仪式。新人在神龛前行礼，一拜祖宗创业恩，二拜父母养育恩，三拜夫妻偕白头，四拜子孙个个强，再拜亲人和宾客，最后夫妻对拜。
拜堂后新娘就正式成为男家的人了。随后，众人欢宴。当晚，男家父母点香敬神，对新人祝福。所有来宾在院坝围着熊熊篝火跳起欢快的莎朗舞。次日即谢客日，主人再备两桌宴席“谢客”。新人要带一个猪头、一根猪尾巴感谢红爷，表示有头有尾，圆圆满满。婚后第三天，新婚夫妇要“回门”。由新郎及弟兄背着酒肉送新娘回家。新郎仅在女方家小住几日，而新娘可以住数日、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才由丈夫接回，开始家庭生活 。
3.丧葬
羌族的葬式有火葬、土葬、岩葬。
火葬的历史最为悠久，《吕氏春秋·义赏》载：“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太平御览》引《庄子》佚文：“羌人死，焚而扬其灰。”直至清朝中期，火葬仍在茂县沙坝、赤不苏、较场等地保留下来。每个家族有自己的火坟场。
大部分地区由于受汉族影响，加上得到封建王朝的提倡，将土葬作为主要葬式，并一直保留至今。各村寨都有遇丧不请自到、协助料理丧事的习俗。丧家需及时通报亲属，向母舅家禀告逝者去世前后的情况，请释比杀羊祭祀、测算下葬时日。一般三天之后，众人在风水宝地下葬逝者。其家人要在新坟前点篝火，烧柏枝，敬香蜡、烟酒、肉类，以示祭奠。葬后三日，再备祭品，并修整墓地。到此时，丧葬礼仪才告结束。
崖葬主要存在于北川一些地方。如果儿童不到三岁就夭折，用蜂桶或简易木箱装殓，置于山岩洞穴中 。
(2)三堰大麦嘉蛋糕店在什么地方扩展阅读：
历史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陆续在岷江上游和杂谷脑河沿岸的汶川县威州姜维城、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发现了较多的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棺葬墓群，如茂县撮箕山石棺葬墓群、牟托石棺葬及陪葬坑、理县佳山石棺葬墓群。
出土的器物有陶器、石器、木器、青铜器等。这些考古发现，不仅说明了今天羌族分布的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栖息繁衍，而且为探讨岷江上游古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羌族源于古羌。古羌人以牧羊着称于世，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羌”，原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祖国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是古羌人的活动中心。史书记载，殷商时期，羌为其“方国”之一，有首领担任朝中官职。他们有的过着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有的从事农业生产。
《诗经·商颂》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反映了古羌与殷商密切的关系。甲骨文卜辞中有关“羌”的诸多记载，表明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
周时，羌之别种“姜”与周的关系密切，大量的羌人融入华夏。春秋战国时期，羌人所建的义渠国，领域包括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及河套以南地区，是中原诸国合纵连横的重要力量，与秦国进行了170多年的战争。以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诸戎逐渐为秦国所融合。
而居住在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处于“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状态。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被俘，逃回家乡后教羌民“田畜”，自此羌族开始有了原始农业生产，使其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的记述。
此后，羌人进一步发展和分化。《后汉书·西羌传》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或曰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一时期，西北的羌人迫于秦国的压力，进行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
汉代羌人分布很广，部落繁多。为隔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有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四郡，建立了地方行政系统，设护羌校尉等重要官职以管理羌人事务。同时，归附的羌人大量内迁，从地域上分为东羌和西羌。
进入中原的东羌附居于塞内而与汉族杂居、通婚、融合，从事农业生产，私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逐步进入封建社会。未进入中原的西羌大部分散布在西北、西南地区，有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婼羌、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发羌、唐牦、西南地区的牦牛羌、白马羌、青衣羌、参狼羌和冉駹羌诸多羌人部落。其中，牦牛羌，初分布在沈黎郡（郡治在今四川汉源县九襄镇），后继续南下至越嶲郡（今四川安宁河流域及雅砻江下游）。
白马羌，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绵阳市西北部和甘肃武都市南部。青衣羌，居住在今四川西部的雅安市一带。参狼羌，主要在今甘肃武都市，特别是白龙江一带。冉駹羌则分布在岷江上游和四川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说明羌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各部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大部分尚处在氏族部落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符坚建立前秦政权，南安羌人姚氏建后秦政权。后秦政权势力处在北魏之南，东晋之北，统治羌人及中原各族达33年。之后，还有几个羌人部落相继兴起。即陇南的宕昌羌，川、甘边境和岷江上游的邓至羌，二者存在了140多年。从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
隋唐时期，活动在甘青和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羌人部落有党项、东女、白兰、西山八国、白狗、附国等，其中，西山八国系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各部的统称。他们处在中原王朝和吐蕃势力之间。有的同化于藏族，有的内附中原王朝，或同化于汉族，或在夹缝中生存，在唐蕃长期和战不定的局势下，得以单独保存和发展。
宋代以后，南迁的羌人和西山诸羌，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各民族，一部分发展为现在的羌族。羌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叙事诗《羌戈大战》中记述：远古时候，羌人曾生活在西北大草原，因战争和自然灾害被迫西迁和南迁，南迁的一支羌人遇到身强力壮的“戈基人”，
双方作战，羌人屡战屡败，正准备弃地远迁，却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他们在脖子上系羊毛线作为标志，用坚硬的白云石和木棍作武器，打败了“戈基人”，终于得以安居乐业，并分成九支散居各地。这段传说，反映了羌人迁徙的一段历史，与史书文献及考古资料结合，印证了羌族的来源。
明末清初时，一部分羌族由四川迁往贵州铜仁地区，至此，羌族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1840年之后，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和全国其他民族一样，羌族也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为此，羌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一道，曾经向帝国主义、反动官府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841年，鸦片战争期间，羌族人民和藏、彝等族人民，组成2000人的军队，开赴浙江前线，在宁波镇海战役中，重创英国侵略军。1894年，羌族地区一个坤姓土司的残余势力，依仗封建特权，盘剥所属人民，激起黑虎寨等地170多户羌族人民的强烈反对。
他们一致向清朝官府列举了坤土司23条罪状，与封建土司的余孽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迫使清朝将坤土司“摘去顶戴，交州查看”。1905年，清朝在茂州设立“官盐店”，对食盐实行垄断专卖，从中渔利，激起羌族人民的武装反抗，迫使清政府宣布取消“官盐店”，允许食盐自由买卖。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羌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理县通化乡佳山寨等地的羌族群众，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群起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团总。1924至1926年，理县藏、羌等族人民反抗封建军阀苛捐杂税的压榨，2000多人攻陷理县县城，还攻打到汶川、茂县、松潘等地，斗争坚持了3年之久，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羌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羌族人民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他们热爱人民的军队，积极参军支前。仅茂县一县就有1000多人参加红军北上抗日，还有上万名民工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卷土重来，在羌族地区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经过革命锻炼的羌族人民，继续不断地向反动派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
1942年，茂县爆发了“茂北事变”。茂县专区的专员和县长以“铲烟”为名，派兵洗劫了茂县北路蚕陵乡的一些村寨，引起当地羌、汉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他们消灭了前往搜刮的保安中队，并顺势直攻茂县县城，打垮了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将县城团团围住。这次斗争虽然由于国民党的收买分化最后遭到失败，但斗争的声势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显示了羌族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1947年，茂县龙坪、三齐等乡的羌族人民又掀起了一次被称为“龙坪事件”的武装起义。事件起因于国民党政府和部分羌族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后来发展成为羌族人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这次斗争最后也因羌族统治阶级的背叛而失败，但再一次显示了人民的巨大力量。
㈢ 大麦嘉和好利来是一家吗
大
麦嘉
和
好利来
不是一家，因为好利来现在也已经改名了，现在叫做好芙利了。
㈣ 大麦嘉蛋糕店上班要扣培训费吗
一般要扣培训费的公司，可以考虑为变相的培训机构。他们以打工为接口，招生。
要学烘焙，还是到专门的学校去学吧，广州就有不少专门的烘焙学校啊
㈤ 大麦嘉和好利来是一家吗
大麦嘉和好利来不是一家，因为好利来现在也已经改名了，现在叫做好芙利了。
㈥ 小麦是什么时候引进到中国的
我国何时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学术界存有不同看法。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认为：我国唐代的碾碨经营赋有独特的历史性，是以小麦的磨粉作业为主要内容的。如果小麦种植还不普及，碾碨经营就不可能大规模流行，并把“城市的发展”、“庄园经营的发展”作为唐代小麦种植与碾碨经营之间经济结构的两个显着特点。
西嶋先生的“碾碨经营论”是指“水磨经营”而言。笔者认为，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次是与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以及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
有关石磨在汉代的普遍推广使用情况，已被大量考古发现所证实。汉代的水利工程规模都很大，考古学在此方面的主要发现有：陕西西汉白渠渠首遗址和安徽安丰东汉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遗址。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是习见之物。汉代耕作技术上的进步，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主要反映在铁犁铧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耧播资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铁农具的发现等方面。大面积的种植小麦，为人口的增殖创造了必备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的地主庄园已经初具规模。
我国栽培小麦，从考古学提供的材料来看，大约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60年代初，新疆天山东部的巴里坤县石子乡土墩遗址(属新疆新石器时代三种文化类型之一的 “含彩陶类型”)里曾发现过已经碳化的小麦粒(1)。1979年，塔里木盆地东端的罗布泊西北约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北岸，一个原始社会的墓葬的随葬草篓内又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小麦粒(2)。
据文献记载，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小麦当始于汉代。《汉书·食货志(上)》云：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上奏：“《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按：《春秋》记载麦禾歉收之事，如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庄公二十八年‘…冬…大无麦禾’)，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所谓宿麦，秋冬种之，经岁乃熟，故云宿麦，即冬小麦。因此，汉武帝派“遣谒者劝种宿麦”(3)。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2——公元前7年在位)时，着名农学家汜胜之曾以 “轻车使者”的名义，在关中平原推广种植小麦而着称天下(4)。《后汉书》所载东汉皇帝对粮食生产所下的十几次诏书，其中有九次涉及麦(5)，充分显示了麦在汉代粮食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两汉以粟麦为主的粮食生产结构是北方作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反映。”(6)
但是，由于文献记载资料尚少，还不足以说明在我国北方地区汉代即已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我国何时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学术界一直存有不同看法。60年代以前，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说法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经营论”。他认为，我国唐代的碾碨经营赋有独特的历史性，是以小麦的磨粉作业为主要内容的。如果小麦种植还不普及，碾碨经营就不可能大规模流行(7)。60年代以后，由于考古学在此方面的不断发现，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改变对这一问题的固有观点，提出了汉代我国即已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的新观点。但从总体而论，我国学者还没有人探究过这一问题，还不曾对“唐代碾碨经营论”进行过辩论，即还不曾使人们对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有一个立体的认识，甚至还有少数同志赞同西瞚先生的观点。所以，本文旨在通过与西瞚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经营论”的辩论，对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作一番考证。
在未介入正题之前，首先我们应该弄清何为碾碨，西嶋先生认为：“碾碨是石碾。”“是利用水平面运动的石碾，即进行脱粒、磨面的工具。”并指出：“碾碨主要是用于小麦制粉的应用水平运动的工具，由于利用水利，在南北朝以后，尤其是在唐代迅速发展并作为营利投资的对象而在许多庄园附属磨坊中占有主要地位的工具。”(8)�对于西嶋先生对“碾碨”一词的解释，笔者有不同的认识，“碾碨”就是指水磨而言。因为碾即辗的别体字，碨即硙的别体字。辗字单独来讲，有车轮转动之意。硙，磨也。辗与碨组成一词，即有轮转带动磨转之意。轮转的动力何来?是靠水力，而不是靠别的动力。《北齐书·高堂隆传》云：“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碨，并有利于时。”《通典·食货·水利田》亦云：“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竟造碾碨，堰遏费水，渠流梗涩。”可见碾碨在当时实指水磨而言，并非指石碾而云，不然的话，西嶋先生提出的“碾碨经营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即朝廷和碾碨经营者之间以水利权为中心的对抗”(9)�就不会发生。朝廷禁压碾碨设置就与以“保护灌溉水利为目的的农本主义”无关(10)。事实上西嶋先生的“碾碨经营论”是指“水磨经营”而言，而与“石碾经营”相距甚远。
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真的与水磨的出现有关吗?笔者认为，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次是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与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
为什么说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因为在石磨发明以前，人们是把麦子、大豆煮成饭吃的，“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11)，“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 (12)。有了石磨，就可以把麦子磨成面粉。由粒食改为面食，是我们民族饮食史上的一大进步。“饼饵麦饮甘豆羹”(13)，颜师古注：“溲面而熟之则为饼，饼之言并也，相合并也。麦饭，磨麦合皮而炊之也。”王应麟补注：“《说文》，‘饼，面食也’。麦末谓之面。”《说文解字》云：“面，麦屑末也。”汉代时期，正是我国石磨普及推广时期，也是小麦由粗食到细食的转变时期。正如陈文华先生研究这一问题时指出的那样：“烧饼、面条、馄饨、水饺、馒头、包子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于是小麦就成了深受人们欢迎的粮食。社会的需要大大促进了小麦种植的发展。”(14)
根据笔者的研究，石磨大约诞生于战国时期，而普及使用则在汉代(15)。目前见于考古学方面与此有关的发现，实用性汉代石磨的考古发现有：河北满城王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石磨，该磨“分上下两扇，上扇表面中心作圆形凹槽，周边突起，当中有一道横梁，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孔，底面满布圆窝状磨齿，中心稍有内凹，下扇磨齿亦为圆窝状，表现微隆起，中心有一圆柱形铁轴，磨通高18、径54厘米，铜漏斗上部大，口下腹收敛作小口，腰部外施宽带纹一道，上口径94.5、下口径29、高34厘米。自上口向下16厘米处，漏斗内壁平伸出四个支爪，两两相对，其跨度超过石磨直径，这说明四个支爪上原当置有承托石磨的木质器。”(16)
山东济南市出土的汉代石磨，该磨分上、下两扇，上扇剖面略呈“凸”字形。顶部中央为相对的平面作半月形的进料口，中隔横梁。上扇边缘较薄，边缘侧面有长方形洞，为安装推磨棍之处。上扇边缘表面刻满斜线纹。下扇中心凸起榫，磨齿的形状是凹坑式的，排列成同心圆，凹坑亦略呈枣核形(17)。
山西襄汾县汉代临汾故城遗址出土的石磨，上扇厚9厘米，下扇厚10厘米。上扇之进料漏斗深9厘米，呈半锥体形。磨齿为点状纹，凹入成小圆坑，上扇侧有长方孔，为安装磨棍之处(18)。
洛阳河南县城东区汉代粮仓遗址出土石磨四件，编号302∶3为石磨盖，剖面作“凸”字形，背部有两个半月形漏斗，斗内嵌铁片。磨擦面的磨齿纹，是短的长方坑，共六匝。磨上扇边缘有长方孔三眼，可安装推磨棍三根。此磨通高11厘米，直径50厘米，边厚7厘米。317∶29为磨的下扇，磨齿形制为短的长方坑。磨中心方孔内有铁片，原来也当安装了铁轴。此磨扇直径49厘米，边厚6厘米，中间厚8厘米。另外两个磨盘出于305粮仓和320粮仓，报告说此二件已残损 (19)。
甘肃省古浪县陈家河台子汉代遗址出土一石磨，只有下扇。其磨扇形制为凹入菱形纹，与枣核纹近似(20)。
河南淇县县城土产公司院内出土的汉代石磨，直径55厘米，通高19.5厘米，下扇厚13.5厘米。上扇有半圆形漏斗两个，中隔一梁，漏斗底孔一大一小，大的孔径为3厘米，小的孔径为2厘米。上扇表面饰阴刻平行线纹，边缘侧凿一个装推磨棍的长方孔。下扇磨擦面微微隆起，磨中心有铁质圆轴，磨齿是八区斜线纹 (21)。
属于明器的汉代石磨和陶磨，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在70件以上(22)，涉及到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宁夏、北京十个省市，五十多个县(23)。正如李发林同志在研究我国古代转磨(石磨)产生的地域和具体时间时指出的那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战国、两汉、三国的转磨大都发现于黄河、长江流域。南方的珠江流域和北边的辽河流域则相当罕见，两汉转磨出土的地区大都是盛产小麦的地区，这不是偶然的。正是小麦这种粮食需要做成面粉，才便于进一步制成可口的食品。”(24)
上面我们谈的是有关汉代石磨的考古发现，既然说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那么，伴随汉代石磨的考古发现，必然有小麦或与小麦相关资料的发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出土过汉代小麦实物的地点有十处。即：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陕西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河南洛阳西郊、河南新安铁门、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江苏邗江甘泉西汉“妾莫书”木椁墓、新疆民丰尼雅汉代遗址、新疆楼兰故城遗址、内蒙乌兰布和(25)、甘肃居延肩水金关汉代遗址(26)。与此有关的考古发现还有：60年代初，洛阳老城西北郊 81号汉墓出土的小口、圆肩陶仓，在盖上分别书有“麦”、“黍”、“粟”、“豆”等字样(27)。西安市东郊汉墓出土的一件陶仓上，用墨书“小麦囤”字样 (28)。70年代初，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简牍中，据裘锡圭先生考释，曾有“以麦为租”的记载，一个大竹片上记：“市阳租五十三石三头六升半，其六石一升当□物，其一斗大半当麦”等文字(29)。1972年，洛阳金谷园车站11号汉墓出土的一批书有文字的陶仓中，据发掘者报告，这些陶仓可分三式，Ⅰ式5件。每件腹部都粉书四个文字，分别为“小麦百石”、“黍粟百石”、“大豆百石”、“白米粟□石”。Ⅱ式10件。肩腹部分分别粉书如下数种粮食品种的名称“粟”、“黍”、“黍米”、“小麦”、“麦□”、“〓”、“〓米”等。Ⅲ式10件，有6件仓的肩部分别粉书“白米”、“小麦”、“米”、“黍”等字样(30)。另外，据有些学者研究，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所见农作物也有小麦的记载。如简文：“出麦五斗，廪夷胡瞫长王勤五日食。”(《甲》 382)“出麦五百八十石八斗八升，以食田卒剧作六十六人五月尽八月。”(《甲》1601)
至于说水磨的产生与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有无必然联系，笔者认为，水磨是在石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标志着我国粮食加工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而与大面积种植小麦并无直接联系。据文献记载，水磨在我国的出现，大约始于晋代。《魏书·崔亮传》云：“亮在雍州，读杜预传，见为八磨，嘉其有济时用，遂教民为碾。及为仆射，奏于张方桥东堰谷水造水碾磨数十区，其利十倍，国用便之。”到了唐代，水磨的设置竟发展到妨害水利灌溉的地步。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雍州长史长孙祥上奏说，由于近年来富商大贾争相设置水磨，曾经灌溉4万余倾的郑白渠如今也只能灌溉1万余顷，妨碍民用的情况极为严重。并奏请禁止和毁掉水磨(31)。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户部侍郎李栖筠拆除了公主的水磨和私人水磨七十余处(32)。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京畿百姓共同上告设置在泾水上的水磨使用使农田无法得到灌溉的困状，请求决开郑白渠的支渠，拆除一切水磨，使灌溉水利得到保护(33)。次年正月，朝廷颁布毁掉水磨的诏敕，郑白二渠支渠上的水磨八十多处尽被拆除(34)。
前面笔者已经说过，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次是与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与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有关石磨在汉代的普遍推广使用的情况，已被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从而也说明，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确始于汉代。下面我们再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其它方面予以分析。
笔者认为，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与精耕细作的水平和防旱保墒能力的提高，为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什么这样讲，正如陈文华先生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指出的那样：“小麦种植经过了一、二千年才得以大面积推广成为主粮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小麦生长期长，不大耐旱，它的需水量比粟大一倍。所以古歌中说：‘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而华北地区雨量较小，秋冬春三季降水量更少，尤不宜小麦的播种和生长。竺可桢先生指出：‘如种小麦，则四五月值小麦需雨最急之时，华北四五月平均雨量已嫌不足，若降至平均以下，必遭歉收。所以若无灌溉设施，华北种小麦是不适宜的。’(35)�而汉代的灌溉事业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发达，精耕细作的水平和防旱保墒的能力也比过去提高，有利于小麦种植的扩展。”(36)
汉代的水利工程，如汉武帝时的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规模都很大。“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了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37)
目前，见于考古学在此方面的发现，首推陕西西汉白渠渠首遗址。该遗址位于郑国渠渠首以北的泾河上游，渠道一段长300余米为井渠，这些井渠现为东西一字排列的七个砾石大坑，坑距30～40或70～80米不等。第一坑以西是泾河岸，岸下有暗渠露头，进水口下距今泾河水面3米；第七坑以东12米接明渠，这项水利工程采用井渠法和提高白渠渠口将水引向高仰之田的方法，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技术(38)。其次是安徽安丰东汉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遗址。这是一个蓄泄兼顾，以蓄为主的水利工程。大坝建在一条泄水沟上面，是用一层草一层土相间叠筑而成的“草土混合堰” (39)。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是习见之物，仅《洛阳烧沟汉墓》一书就收录两汉水井97件。这些水井模型多有井架、滑轮、陶水斗、水漕等设备。在其它地区的水井模型中有的还有辘轳。水井资料以北京宣武门一带最为集中，共发现陶管井一百余口；河南泌阳板桥和洛阳汉河南县城发现东汉砖井旁还附有陶管或砖砌的下水道。”(40)一些学者指出：“上述水井模型和水井的用途可能是多样的，但至少有管道和水槽的水井与井灌有一定关系。”(41)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相辅相成，再现了汉代水利灌溉事业的蓬勃发展。�
1981年11月上旬，河南淮阳县大连乡堌堆李村汉墓出土的一座陶制三进院落模型，就是汉代地主庄园井灌系统的真实写照(42)。院落模型主要分两大部分：一为正院，一为侧院。正院又分前院、中庭、后院。侧院又分旱田和水田，全长1.31米，宽1.14米。正院的前门为硬山式建筑，门厅两边为悬山式马厩；由二门进入中庭有三层门楼，两边有相对的四层角楼，周设了望孔。主体建筑是两层重檐庑殿式，筑于一高台之上，两旁有仓房、厢房、厕所、厨房以及佣人住房等。侧院的田园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旱田，一为水田。围墙长1.30米，宽0.24米，墙高0.18米。旱田有二式。一式为块田，长36厘米，宽18厘米，分为六大块，每块长18厘米。每块上有小孔54个(18 ×3，估计表示农作物的棵数)，块与块之间以垄沟分隔，规整且有条理。二式为条田，长28厘米，宽1.9厘米，共12块(垄)，每块田里有苗20棵，中间以田埂隔开。水田：全长44厘米，由水井向北灌溉，干渠分为东西两部分，每边有畦田7块，共14块。每块田中有苗32棵(8×4)。每两块间有支沟高出畦田，便于放水流向畦内。水井和干渠：井为圆形，上、下口的直径均为7.7厘米，腹部微鼓，直径9.5厘米。井口外侈，卷沿。干渠宽4厘米，长48厘米。北端有一下水孔，孔径为1.2厘米，成圆形。南端成弧形与井底部紧密结合在一起。田园全长130厘米，宽24厘米，墙高18厘米，墙厚1.8厘米，以三角形的瓦垄盖顶，上有脊，宽7厘米。
这座陶制三进院落模型的出土，不仅是地主庄园井灌系统的真实写照，更说明汉代时期，在我国北方地区，除了一些大型水利设施外，井灌的普遍出现在农田水利灌溉事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我国小麦的大面积种植在这一时期才得以推广。
农田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与之相随的是汉代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汉代时期，我国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基本成熟，形成了“耕—耙—耱”一整套以保墒防旱为主要内容的耕作措施。“黄河流域气候比较干燥，雨水比较稀少，每年降雨量只有400～750毫米，而且70～80%的雨量都集中在7～9三个月。特别是 ‘春旱多风’，对春种作物的播种特别不利，严重影响主粮的收成。因为冬天雨水不多，也影响冬播作物小麦的播种和生长。于是如何确保土壤中有足够的水分，保证种子出苗生长，是当时生产上的主要课题。耕—耙—耱的技术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诞生的。”(43)耕作技术上的进步，必然为大面积种植小麦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不仅是水田种麦得以收成，而且使旱田种麦也能获得丰收。
汉代耕作技术上的进步，从考古学角度看，主要反映在铁犁铧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耧播资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铁农具的发现等方面。
目前，见于已公布的考古资料，发现汉代犁铧的地区有：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甘肃、内蒙、新疆、辽宁、广西、贵州、福建等。出土最集中的地区是陕西关中地区。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相继在富平、兰田、浦城、兴平、长安、礼泉、西安、咸阳、陇县等地发现全铁大铧、小铧、铧冠、犁镜以及巨形铁铧六七十件以上(44)。1975年在西安西郊一个铁农具窖藏中发现大小铁铧、犁镜等农具达85件(45)。由于大小铧往往共出，表明它们在功能方面当有所区别。犁镜的发明在犁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巨形犁铧可能是数牛牵引的开沟犁，似与当时注意水利灌溉事业有关(46)。
关于牛耕资料的发现，西汉时期有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壁画墓中的牛耕图(47)，甘肃武威磨咀子M48出土的西汉末年木牛犁模型(48)；东汉时期有江苏睢宁双沟画像石牛耕图(49)，陕西绥德东汉永元十二年王得元墓画像石牛耕图(50)，陕西米脂画像石牛耕图(51)，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牛耕图(52)等等。
耧播资料的发现，如在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墓中发现一幅耧播图，系用一牛挽三(?)脚耧车(53)。“此外在辽阳三道壕、陕西富平、北京清河等地发现有西汉铁耧足，在河南南阳还发现了西汉耧足范。”(54)采用耧播可使开沟、播种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同时可使播种均匀，深度一致，减少土壤水分损失。耧车的发明和使用不仅是播种史上一个重大进步，尤其是为大面积种植小麦提供了最理想的播种工具。
除上所述，在两汉遗址和墓葬中还大批量发现小型铁农具。比如河南临汝夏店西汉冶铁遗址发现大小铁三百余件(55)。其形制主要有长条形直銎和长条形后部带方銎两种。此外，还有凹字形铁口和两齿，象锄、锸、铚、铲、耙、铡刀等小型铁制农具资料在不少地区亦有发现。
正如杨宽先生所说：“汉代由于各种大小形制的铁铧的创造和使用，由于各种优质韧性铸铁农具的成批生产和推广使用，使得当时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大大扩展了独立进行生产的能力。”(56)所以说在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发展、精耕细作水平不断提高的两汉时期，我国北方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都有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必备条件。
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因素若与当时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西嶋先生认为：“小麦种植量的增加，作为碾碨经营的一个特点，是因为碾碨经营多附属于庄园经营。……庄园经营者兼做碾碨经营虽然也是为了用于自家消费的加工制面，但是具有更大经济意义的是为了将庄园收租的小麦加工制面并出售而获得巨利。……种植小麦增多的起因在于当时最显着的两种倾向。即：一是城市的发展，二是庄园经营的发展。” (57)
如果西嶋先生说的不是唐代的情形的话，我们把上述文字中的“碾碨”二字改成“石磨”，把“城市的发展”改为“人口的增长”，把“庄园经营的发展”改为“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似乎更接近汉代历史实际。
西嶋先生把“城市的发展”、“庄园经营的发展”作为唐代小麦种植与碾碨经营之间经济结构的两个显着特点，那么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与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之间经济结构的特点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一是人口的增长，二是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人口的生存和增殖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在古代农业国家中尤其如此。汉代时期，人们绝大多数不用肉食，纯以谷物蔬菜为生。据葛剑雄先生考证： “西汉末的粮食总产比初年大约增长了三倍左右，……则西汉期间总人口也增加了三倍左右，平均每年的自然增长率约为7%。”(58)粮食总产的提高，不外乎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两个途径来实现，当时在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发展，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和精耕细作与防旱保墒技术提高的情况下，大面积的种植小麦，必然为粮食生产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同时也为人口的增殖创造了必备的物质条件。
从前面我们引证的考古资料来看，当时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在将小麦作为主要粮食作物来种植的情况下，自家都有石磨加工面粉的能力。这一时期的地主庄园已经初具规模。目前，反映地主庄园经济生活的考古资料，除前面我们列举的河南淮阳大连乡堌堆李村汉墓出土的陶制三进庄园院落模型外，与此有关的发现，如河南密县后土郭村汉墓出土的一件楼式陶仓房上，曾绘有一幅地主收取地租的画面(59)。1971年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发现的壁画，壁画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着庄园图分别绘画农耕图、园圃图、采桑图、沤麻图、碓舂图、谷仓图、酿造图、果树图、网渔图、牧马图、牧羊图、牧牛图的(60)。1959年6月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的壁画墓，其北壁壁画内容反映的也是地主庄园生活情景，画面上不仅山水草木皆有，而且有一座四合院式建筑物、农夫扬鞭耕田播种、地主在地头的树荫下监工(61)。1982年山西平陆圣人涧村汉墓出土的一件釉陶“池中望楼”，其第二层，楼内置大案、小案各一。大案长8、宽6厘米，旁有二人对面席坐；小案长5、宽4厘米，旁有一人席坐。楼外的四周围有栏杆，四角有弓箭手站守(62)。这些以及前面我们提到的有关犁耕、耧播的壁画、画像石资料等等，都是汉代地主庄园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当然，西嶋先生在提出“唐代碾碨经营论”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63)，并没有这么多的考古发现作为研究资料，因此，如果说西嶋先生也运用上述有关考古资料，他的研究结论将和笔者是一致的。
西嶋先生提出：“在唐代，碾碨经营多附属庄园经营，……庄园经营者兼做碾碨经营，虽然也是为了用于自家消费的加工制面，但是具有更大经济意义的是为了将庄园收租的小麦加工制面并出售而获得巨利。”那么在汉代，面粉的加工如何呢?笔者认为：地主庄园或者包括一些自耕农都开始经营石磨面粉加工，但主要是为了自家的消费，其次是将加工的剩面出售到城市，不过这种出售数量很小，获利也不可能太大。关于这一问题，从每座汉墓多数只出一件石磨或陶磨的情形来看，当时，地主庄园经营面粉加工的能力还比较低，也没有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经营面粉加工。所以说，在大面积种植小麦的汉代，优先享用小麦面粉的是封建地主和广大自耕农，而不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城市能够享用麦面食品的还是少数达官显贵。故而也可以这样说，汉代的城市经济虽然很发达，但与大面积种植小麦并无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它应以石磨的普遍使用为标志。农田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精耕细作水平与防旱保墒能力的大大提高，为大面积种植小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否则，汉代的粮食生产就不能满足汉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将受到一定的限制。